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代史研究，归结为“革命史范式”，其具体提法是否准确，下文将会谈到，这里暂不置论；但称之为“范式”，毕竟多少还有些根据。以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以及胡绳、刘大年等为代表，一大批老一辈学者荜路蓝缕所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在近代史研究领域显然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长期以来为广大同行所公认，而后者也恰恰构成了学术共同体的实践者。至于与旧中国的传统史学相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革命史范式”，其具有的“不可通约性”，更不待言。但是，所谓“现代化范式”，则是另一种情况，不应等量齐观。近年来，一些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确实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平心而论，尚不能说业已取得了公认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成就，从而促成了学术共同体的确立，并为之提供了实践的模型。更重要的是，至少从目前看，所谓的“现代化范式”还不具备“不可通约性”，相反，恰恰是可以被“革命史范式”所通约和涵盖的。胡绳说：“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6]这有说服力。近代中国只有通过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才能为现代化开辟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不仅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且，其本身同时即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此外，从业已出版的成果看，其视野与“革命史范式”，也并非不能兼容。例如，虞和平在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绪论”中，强调本书的宗旨说：“第一，围绕一条主线。即以考察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政府如何为争取国家独立富强而奋斗的过程为主线。”“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社会力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了解其特殊性和艰巨性，明白其从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变为苏式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变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过程，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即所谓‘鉴往而知来’。这就是编写本书所要努力追求的目标。”[7]所以，我们应当肯定，研究现代化史是十分有意义的新的探索；但是，同时也必须承认，所谓“现代化范式”，在当下还仅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与新的探索，而远非业已形成的客观存在，自然也谈不上形成了所谓“现代化范式的学派”。库恩曾指出：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一种范式的产生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历史向我们提示出，通向一种坚实的研究共识（researchconsensus）的路程是极其艰难的。”[8]同样，所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争鸣，说到底，还仅是在部分研究者范围内的一种概念上的讨论，而非在实践层面上两种范式的真正较力。厘清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否定未来“新范式”出现的可能性，仅是为了替当前讨论近代史教材问题提供前提。
其二，所谓范式问题对于编写近代史教材，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近年来，“范式”一词颇为流行。但是，人们却往往忽略了基本的一点：库恩作为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他主要是根据自然科学史的发展规律提炼出这一重要概念的。尽管他本人不否认一些人将范式的概念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科领域的可能性，甚至说自己也恰恰从这些学科首先得到了许多启示；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提醒读者注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二者间毕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