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鉴于现有近代史教材的局限，人们多主张与时俱进，有所变革，这远非一日，本不是新问题；但是，近年来，由于人们将之与所谓近代史研究的“范式”问题相联系，强**材的编撰，首先必须明确当遵循哪一种范式来写，便又成为了新问题，且变得更显复杂与沉重了。
“范式”的概念，最早是美国学者库恩于1962年在他的成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一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被学术共同体所遵循的定律、理论、应用与仪器，构成了科学研究的范式即模型；科学的变革与进步，归根结底，表现为此种新旧范式的不断更替。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借用这一概念，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代史研究注重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归结为“革命史范式”；而将新时期以来主张借用现代化理论重新探究近代史，称之为“现代化范式”。步平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文中说：除了“革命史范式”之外，“由于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成为主要的目标，开始有人提出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张，而对历史评价的关注比研究具体问题更能触及学术发展的方向问题，并能凸显近代史在整个社会实践中的位置。这一主张逐渐从理论上被加以系统化，形成被称为‘现代化范式’的学派。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同时出现了用‘革命史范式’还是用‘现代化范式’加以分析阐释的讨论与争鸣。”[1]张海鹏主编的10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其中第1章《中国近代史史书编纂的回顾》，对编纂近代史与上述两种“范式”的关系及其得失，有系统的探讨。他主张“在‘革命史范式’的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并强调若反之，则“将为智者所不取”。[2]由上可知，探讨近代史教材的问题不可能回避所谓的“范式之争”。从客观上讲，学者对于“范式”问题并没有真正展开讨论，更谈不上出现“争鸣”的局面。不过，范式问题的提出，毕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近代史教材问题的思考。在这里，仍需要提出两个问题。
其一，在现实的近代史研究中，事实上存在有“两个范式”，因而出现彼此的争论吗？
何为范式？依库恩本人的思想，称得起范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拥有一批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杰出成就。他说：“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3]二是具有“不可通约性”，即新旧范式“完全不能并立”，[4]新范式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他强调指出：“这些年来我所突出的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不可通约性必定是任何历史的、发展的或进化的科学知识观中一个基本的成分。”“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5]
我们不妨用这两条标准来衡量当下所谓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