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与“合理性”相联系的，故“进步”、“竞争、”“效率”、“功利主义”等等，又构成了现代性的重要元素。在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中，它们也受到了强烈的质疑。罗素就指出：所谓“成功”、“进步”、“竞争”、“效率”等的信仰，“是近代西方的大不幸”；因为，由此导致了社会生活的“机械化”，产生无谓的慌忙与忧攘，终至剥夺了合理的人生应有的“余闲”，“这是极大的危险与悲惨”。英国社会的种种病态，说到底，“都是生活的状态失了自然的和谐的结果”。[8]对于西方这种价值观的变动，国人也多有认同者。例如，梁启超对所谓“效率论”，就提出了质疑。他指出：人生的意义不是用算盘可以算出来的，人类只是为生活而生活，并非为求得何种效率而生活。有些事绝无效率，或效率极小，但吾人理应做或乐意做的，还是要去做；反之，有些事效率极大，却未必与人生意义有何关系。“是故吾侪于效率主义，已根本怀疑”。即便退一步说，效率不容蔑视，“吾侪仍确信效率之为物，不能专以物质的为计算标准，最少亦要通算精神物质的总和”。而“人类全体的效率”，又绝非具体的一件一件事相加能得到的。[9]在当今，“成功”、“进步”、“竞争”、“效率”，这些仍是通行的理念，说明自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具备了后现代视野的今天，肯定这些体现现代性的理念内含须加以消解的负面性，当是我们应有的自觉。[10]所以，梁启超强调，讲效率必须“通算精神物质之总和”以及“人类全体的效率”，这与我们今天讲的必须注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无疑是相通的。但是，陈独秀却恰恰过分和片面地强调了实用、效率与功利主义。他说：“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与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无非诳人之事，“一钱不值”；[11]而效率高低，更应成为“判断德上善恶”的一个重要标准。[12]所以，他不能容忍对功利主义的批评。1918年6月，钱智修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功利主义与学术》一文[13]，对学术界过分追求功利主义的现象提出批评。陈独秀在与《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的论战中，专门点到了这篇文章。他质疑《东方杂志》记者，共提出16个“敢问”，其中涉及功利主义的问题，就占了6个，[14]足见其重视。陈独秀明确表示：“余固彻头彻尾颂扬功利主义者，原无广狭之见存”，[15]即强调无论广义与狭义的功利主义，自己一概拥护。这显然失之绝对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