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欧洲近代理性主义的本质，正在于追求现代性。欧战的惨绝人寰，创深痛巨，令欧人对自身文化丧失信心，因之，战后的欧洲出现了所谓的“理性危机”。人们反省理性主义的流弊，以为，归根结底，端在“机械的人生观”：崇拜理性，征服自然，漠视人类的情感，将人也视为物质，成了理性的奴隶。韦伯说，“理性具有的可怕的两面性”：它一方面带来了科学与经济生活中的巨大成就，但同时却无情地铲除了数世纪以来的传统，将深入人心的宗教信仰斥为迷信，视人类情感为无益，“因而使生命丧失精神追求”，“世界失去魅力”，“使生命毫无意义”。[1]所以，人们反省现代性，说到底，就是反省此种机械的人生观，并将目光转向人的精神世界，强调人的意志、情感与信仰。柏格森、倭铿的学说，所以称“生命哲学”、“人生哲学”，并极力提倡“精神生活”，目的都在于此。柏格森为倭铿的《生活意义及价值》作序，说：“生活之意义安在乎？生活之价值安在乎？欲答此问题，则有应先决之事，即实在之上是否更有一理想？如曰有理想也，然后以人类现在行为与此尺度相比较，而现实状况与夫应该达到之境之距离，可得而见”。如曰无，自然安于现状。“机械论”既认世界万物无非受“艺力之支配”，人生必然陷入了命定论，哪里还谈得上理想、意义与价值！[2]
蔡元培1913年留学德国，很快就注意到了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1914年他在《〈学风〉杂志发刊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到了柏格森哲学盛行的事实：“布格逊之玄学，群焉推之。”[3]次年撰成《哲学大纲》，对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更有系统的考察。他写道：“惟物论者，以世界全体为原本于一种原子之性质，及作用，及阅历，而此原子者，即无生活无性灵之质料，而位置于空间及时间之范围者也。……彼不但以无机物为构自此种原子，即在有机物亦然。而对于有机物的心灵，则或以为一种精细之原质，如呼吸然；或以为一种最滑最轻之原质；或以为物质之性情；或以为物质之作用；或以为物质之效果。其最简单而明了者，为近世惟物论家嘉里拉之意，曰：‘肾能泌溺，肝能泄汁，脑之能为思想者，亦若是则已矣。”这里所谓的“惟物论”，实际指的便是“机械论”、“智力论”或叫“科学万能”论。他对“意志论”即生命哲学的核心思想的介绍，也是准确的：“意志论之所诏示，吾人生活，实以道德为中坚；而道德之竟，乃为宗教思想。”他不仅看到了两种思潮的消长，而且相信“意志论优于智力论”。[4]蔡元培对欧洲现代思潮持开放的态度，归国后他继续关注柏格森、倭铿的哲学，故对于欧洲反省现代性的基本观点是十分熟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