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初30年，正是日本通过日俄战争最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并加紧推行侵华政策，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作最后准备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东方杂志》的日本观，走出了最早因日俄战争而“醉心”日本的误区，坚持全力揭露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不仅反映了国人的民族自觉和爱国情怀，而且在申明大义中复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它正确地将后者的侵华政策归结于日本现代的政治制度，而将日本民族与日本统治阶级相区别，深切体察并宣传日本人民的亲善与坚信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展现了高度自觉的理性精神。如果我们注意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变本加厉地发动了全面疯狂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计数的灾难，而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与人民却以德报怨，强调日本人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并主动放弃了战争赔款；那么便不难明白，其时《东方杂志》的日本观，就不仅是反映了国人的普遍观感，而且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至今一以贯之的可贵的理性与宽容。同时，与此期的民族危机日亟相应，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等一系列事变，社会长期动**，正酝酿着深刻的变革。《东方杂志》洞察日本的侵华野心并大声疾呼未雨绸缪，不可谓不力；但它于中国社会变革与前者间的内在联系的思考，却显得苍白：“我故曰：欲救外交之胜利，必先息内争，此实伤心之语。望国人勿视如秋风过耳，漠然无所动于衷也”；[32]“吾愿国人自图振作，速谋实力之培养，国防之充实，庶几乎一切困难问题，俱迎刃而解矣”。[33]这显然制约了其日本观的进一步深化。但这无需苛求，因为这既是《东方杂志》的局限，更可以看成其时孱弱的中国，为其带来的无奈。毫无疑义，无论得失，《东方杂志》的日本观，对于今天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都不失借鉴的意义。
[1] 周鲠生：《现代日本的政治》，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7号，1927-04-10。
[2] 同上。
[3] 黄季陆：《日本对华侵略的背景》，载《东方杂志》，第25卷第12号，1928-06-25。
[4] ［日］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宿久高等译，孙连壁校，1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 洪康：《现代日本政治之解剖》，载《东方杂志》，第25卷第3号，1928-02-10。
[6] 黄季陆：《日本对华侵略的背景》，载《东方杂志》，第25卷第12号，1928-06-25。
[7] ［美］安德鲁·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210页。
[8] 黄季陆：《日本对华侵略的背景》，载《东方杂志》，第25卷第12号，1928-06-25。
[9] 谢晋青：《日本民族性底研究》，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20号，1922-10-25。
[10] 周鲠生：《现代日本的政治》，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7号，1927-04-10。
[11] 周鲠生：《现代日本的政治》，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7号，1927-04-10。
[12] 林骙：《日灾的观察》，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21号，1923-11-10。
[13] 《读日本外交史之感慨》，载《东方杂志》，第3卷第1号，1906-02-18。
[14] 丁逢甲：《中日二国同在亚洲同为黄种又同时与欧美通商而强弱悬殊至此其故何欤？》，载《东方杂志》，第2卷第4号，1905-05-28。
[15] 参见当时记者幼雄发回的报道《日本大地震》，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6号，1923-08-25。
[16] 谢晋青：《日本民族性底研究》，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20号，1922-10-25。
[17] 林骙：《日灾的观察》，载《东方杂志》，第20卷21号，1923-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