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其时日本“知识分子及民间的主流声音是拥护大日本帝国”，但是“当时确实有一股反对军方的气氛”，[20]一般民众中仍存反对军国主义的呼声。《东方杂志》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故能自觉去体察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善意，并及时积极地加以宣传。有文指出，必须注意“日本国民之对华态度，今非昔比”，受军国主义流毒深的人固然仍持旧的态度，但一般民众与舆论界对于中国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颇表同情。对此，“吾人固不能一概指为别有作用而加以忽视也”。[21]这就是强调，军国主义虽笼罩日本，但不能将日本社会视为铁板一块，从而忽略了日本民众亲善的一面。正是依此思路，《东方杂志》重视报道日本民间的友好言行。1925年初本刊曾报道为支持青岛日纱厂工人罢工，日本劳动总同盟汇款五千元接济罢工工人。记者接着评论说，日本工人既然都伸出援手，日方老板所谓罢工系华人仇日心理所致，岂能成立？[22]它还刊登了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吉野造作致北京大学某教授表示支持五四青年运动的信，其中说：“侵略主义的日本，不独为贵国（指中国）青年所排斥，抑亦为吾侪所反对也。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来平和人道之日本，必可与贵国青年提携，此仆所确信不疑者也。”[23]如果说，这是日人直接表达了对中国的善意；那么，下面两位对军国主义的批判，则是反映了更加令人快慰的日本民众的深刻觉醒。池田一郎在《今日之满洲问题》文中说：“帝国主义者说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这是因为日本为着维持帝国主义的生存，半殖民的满洲是她一天都不能缺少的资料地的缘故。”“没有满洲的煤铁，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存在。在这种经济的重要性外，日本支配着满洲，可以完成一种防止革命势力从苏联侵入朝鲜的作用”。所以，日本政府所谓“满洲悬案”，指的就是“第一是满洲殖民地化的问题，第二是进攻苏联的问题”。[24]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早稻田大学教授大山郁夫的《就国法学上论太平洋会议》，对于日本军阀的批判，同样入木三分。他说：“日本军阀没有一个人不说美国抱如何侵略的野心，他们自己又何独不然。现在极东方面，中国仿佛是被征服者的宝库，日美各国都是垂涎万丈”。劳动者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对中俄的两次战争，都是盗用国家的名义发动的。现在民众开始觉悟了，原来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是我们劳动者呢，每天像机器般的清早到晚，已得的工资仍旧连仰事俯蓄都不够用。国家虽然富，也只限于资本阶级而已”。只有劳动阶级征服了征服者，即当权的统治者，民族间的冲突才能真正解决：“唯有劳动者的解决，方是真正的解决。”[25]不难看出，对日本民众上述言行的报道与宣传，不仅有助于国人更加冷静全面地看待日本民族，增进彼此的沟通与友谊，而且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也是一种有力的孤立与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