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东方杂志》不赞成简单否定日本民族。它着力揭露了日本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也强调，“日本国民并不是一种堕落的民族，他们急公好义的精神不在任何他国民之下”。其政治的黑暗，“似乎不能全归咎于日本人道德之弱点，而只说是大半系政治制度的效果”。[11]“简单说完全是恶教育——军国主义教育的结果”。[12]不仅如此，人们强调日本民族能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定然有自己的优点。日俄战争后，本刊所以与国人一样“醉心日本”，重要一点，也是钦佩其勇于变革与创造的精神：“呜呼，吾党之钦羡无极于日本三十年之维新史者宜矣。”[13]所以有人比较中日的成败兴衰，将原因归结为五：“日本人爱国，而中国人不爱国”；“日本尚武，而中国不尚武”；“日本善变，而中国不善变”；“日本得人，而中国不得人”；“日本务远，而中国不务远”。[14]所言固未必精当，但其钦佩对方和勇于自省，却是显而易见的。1923年东京大地震，记者发回的报道，对于日本民族面对突发的大灾难，依然保持冷静、坚韧与井然有序，深表钦佩，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15]特别要提到的是，人们虽指出了日本民族的弱点，但并不相信它一成不变，故诚心诚意劝说日本民族需正视并努力改变自己的弱点。其诚恳的程度，实到了言之谆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地步：“日本人不是没有优点，如勤勉好美等等，都是很特出的。如果能把彼不好的部分，如传统的夸大傲慢和残忍好杀等——尤其是迷信神话一事——根本除去，尽量发挥天才，则定为世界上的上好民族。关于地小民众，那都不成问题，因为世界上，绝没有一个平和的民族，是为着粮食不足而灭亡的。”[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