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人们的观察并未止于此，而是进一步指出了日本现有的政治体制尚有更加可怖的一面，即它导引并强化了朝野上下崇拜军国主义与强权的非理性主义的严重倾向：其一，日本政党已异化为强权的附庸。“故今日在所谓封建势力与资产政党之间，表面上虽还是各个对立，实质上则已为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之环紧密地系在一起了”。它们同样“信奉国家主义，高唱军国主义”。[5]对于日本侵华政策，各政党的主张只有程度差异，“而不是根本的不同”。故有人强调说：“所谓联合日本在野各党打倒田中对华侵略政策的空想，简直是痴人说梦。”[6]政党成为强权的附庸，议会只是摆设，这里所谓日本政党政治的异化，美国学者安德鲁·戈登则称之为“帝国民主主义”：政党与权贵“交换经济利益，政治上则官官相护。在思想上，他们的意识形态基本上相同，亦即接受一定程度的民主参与，但前提必须是支持天皇制度及大日本帝国”。[7]其二，军国主义“绑架”了日本国民。有文章说，“日本的军阀是侵略主义的火车头，把大多数的车辆般的日本人民拖起往前跑”，无论今天的日本人民并无权力，即便将来有了足以左右政治的权力，“也恐怕在这样一种国家组织之下，也免不掉仍是要向中国进攻呵”！[8]这可以说是军国主义“绑架”了日本的国民；但这又非全然是被动的，因为恰是日本民族性上弱点的存在本身为此提供了可能性。人们指出，日人最大弱点是“彼族的侵略性”，从历史上看，即具有“夸大性等的遗传”。其古代神话中有“天孙降临”的敕言，就反映了“惟我独尊”与恃强凌弱、“残酷好杀”的根性。也惟其如此，“日本民族有好欺善邻的天性”。历史上丰臣秀吉先后侵犯朝鲜与中国，其《答朝鲜王书》“把他那种妄自尊大，骄傲无礼，野心勃勃的怪性，活映在纸上”。20世纪以来，西人也多批评日人“傲慢无礼而复仇念强”，“神秘而深藏”，“偏狭而善疑”，[9]足见并非偶然。日本民族性上的此种弱点与军国主义有相通之处，所以易于一拍即合，从而形成民族的疯狂。周鲠生因之写道：日本“国民方面因为历史的传习及事实的经验，渐养成一种崇拜官权，笃信军国主义的心理”。经中日、日俄战争的胜利，既增加了军人政府的威信，“于是一般人民也安于这种专制的政治，甚而因为崇拜军阀主权、崇拜强权、抱持狭隘的国家主义之故，愈益笃信强有力政府说，宁愿拥戴藩阀官僚政府，而不信议院政治、民主制度。这种国民心理，又实为日本民治进步之一个阻力”。“那种政治及于国民精神上之弊害殊大，有以减杀国民之自治能力，久之可以使国民在政治上堕落下去，则确是不可否认之事”。[10]上述人们对于日本民族弱点的批评是否准确，可不置论；但是，他们强调日本疯狂的军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民族性上弱点的存在，则不仅是平心之论，而且是十分深刻的。
《东方杂志》上述认识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事实上是将日本的军阀政府即统治阶级与广大的日本人民作了必要的切割（尽管也指出了日本民族性上存在的弱点）；缘是，其日本观逻辑的发展便是，不仅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视野也大为拓展了，即不仅仅局限于揭露与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同时还自觉地体察和关注中日两国人民间终究割不断的情谊的存在，及其共同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