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杂志》追根溯源，十分清醒地将日本的对华侵略政策，最终归结于其国内军国主义的政治体制。这就为自己的日本观得以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保持高度的理性精神，在认识论上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耐人寻味的是，正是在日本田中内阁上台前后，《东方杂志》开始强调必须高度重视研究现代的日本政治。1927年4月本刊发表周鲠生的文章《现代日本的政治》，指出：近年来国人对于外国政治的研究表现出了不少的兴趣，但多集注于欧美，却忽略了近邻日本，以至于其关注程度甚至还不及戊戌维新时期。这从一方面看，固然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毕竟反映了我们已越过了“间接输入的时期”，可以径直研究西洋近代的政治思想与制度；但从另一方面看，却不免退步，“因为我们把一个实在和我国最有关系的近邻的政治事情，应当特别注意的，反而看过了”。文章特别强调，不能因为日本是“敌国”，便掉以轻心：“一个外国，不能因为她是我们的敌国，而可以不去研究她的事情。反之，研究这国的政治，便是了解她的国情和政策最重要的一步。我们感觉得日本侵略中国，压迫中国很久，我们是不是应当去考究日本这种侵略政策的原动力，探求她那主持这些政策的中心权力呢？有的人也许因为根本的轻视日本而不屑注意她的政治事情，那便是一种盲目的不管事主义了。”[1]此后，发表的相关文章明显增多。
可以说，所有这些文章的结论都是一致的：日本军国主义植根于日本的现代政治结构之中。它们都指出，“日本名为立宪，但去近世民主政治、国民政府的本义甚远”。就其帝国宪法而言，“这是德意志的帝王神权说与日本所谓万世一系的皇位观念的混合品；这是把近世立宪政治，树立在中世纪封建制度的遗迹上的”。因之，其政治体制体现了产业金融资本与封建势力的二元结合，国家真正的政治权力不在内阁，也不在天皇，而操纵在代表二者利益的包括藩阀与元老在内的军阀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军国主义取向。周鲠生说，在这种体制下，“当然维持一种专制的军国主义。对外发展，扩张军备，是为军人的利益，因为如此可以增加军人的势力及位置。于是藩阀政府根本是主张军国主义侵略政策的”。[2]黄季陆则指出，日本的政治权力既掌握在军阀手中，其内阁的更迭便只是走马灯般换人的把戏而已，“并不是表示日本国家政策的变更”，“于军阀的政策是无所动摇的”。明白这一点是重要的，不然，应对日本，视其内阁更迭为枢纽，“那便是太错误了”。“田中一个人算不得是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中心，打倒了他，而不能以一种力量来变更日本的政情，便是隔靴搔痒，搔不到痒处的”。[3]这些观点即便在当今看来，也无疑是正确的。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在所著《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一书中就曾指出，其时的日本政治体制是体现了“天皇制与资本家、地主阶级的同盟”。他说：“日本资本主义是在专制天皇制的培育下，同半封建式的寄生地主制相结合而成长起来的。因此，虽说资本主义已经确立，但资本家阶级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来取代天皇制而掌握国家政权。”尽管如此，它的势力毕竟发展起来了，“其结果，不只是资本家阶级依赖天皇制，而且天皇制也不得不依赖他们了”。[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