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言之，民初的梁启超渴望国人在思想有所超越，而从欧战初强调要培育“国民之自觉心”，到欧战后明确提出“中国人之自觉”，梁启超又是如此执着地将自己的“自觉”（自然也包括他认为中国人应有的“自觉”）与欧战联系在一起。因之，关注欧战，从梁氏强调的“自觉”二字切入，应是解读《欧游心影录》与梁启超归国后思想取向的一个重要视角。不过，本文仅考察欧战后梁启超的文化“自觉”，而不涉及他对中国问题的整体性思考。
[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895页。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35页。
[3] 梁启超：《述归国后一年来所感》，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1），26页。
[4] 梁启超：《五年来之教训》，见《饮冰室合集·专集》（32），148页。
[5] 梁启超：《敬举两质义促国民之自觉》，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3），41页，中华书局，1936。
[6] 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第二自序》，见《饮冰室合集·专集》（30），1页。
[7] 梁启超：《欧战蠡测·小叙》，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3），12页。
[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3），81页。
[9] 梁启超：《欧战蠡测·小叙》，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3），12页。
[1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873页。
[11] 同上，874页。
[12] 同上，893页。
[1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881页。
[14] 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