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底，梁启超受安福系排挤，结束政治生涯。翌年，欧战告终，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吾度此闲适之岁月，恰仅一年，欧战既终，逼使我不复能自逸，今当西游。”[10]这不仅反映了他游欧的急切心情，更主要是说明了，梁启超游欧绝非一时心血**，而是谋定而后动的一种决策。他希望通过对战后欧洲的实地考察，近距离感受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以便为国人的自觉，也为自己今后的道路，寻得一个新的方向。所以，是年12月27日，即登轮赴欧的前一晚上，他与几个朋友“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并自谓“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11]而好友张东荪也一再致书提醒抵欧的梁启超诸人：“公等此行不可仅注视于和会，宜广考察战后之精神上物质上一切变态，对于目前之国事不可太热心，对于较远之计画不可不熟虑。”[12]梁启超除了参与和会上的折冲樽俎外，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与欧洲各界名流进行了广泛接触。“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足见其耳闻目睹，心得良多。[13]现在我们知道他的所谓“革命产儿”，就是《欧游心影录》中提出的“中国人之自觉”。
然而，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竟是这样说：“（欧游归国）他自己曾说起对于此行的失望，第一是外交完全失望了，他的出国的第一个目的，最重大的目的，已不能圆满达到；第二是他‘自己学问，匆匆过一整年，一点没有长进’。在这一年中，真的，他除了未完篇的《欧游心影录》之外，别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写；而到了回国以后所著作、所讲述的仍是十几年前《新民丛报》时代，或第一期的著述时代所注意、所探究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产生。此可见他所自述的一年以来‘一点没有长进’，并不是很谦虚的话。”[14]郑振铎没有真正理解梁启超，他的判断全然不对。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固然令梁启超失望，但这不是他个人所能改变的，而他最早将外交失败的讯息传回国内，从而促进了五四运动的爆发，正功不可没。梁启超自谓“没长进”，应视为自谦的话。《欧游心影录》内含8篇文章，其中尤其以《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上下篇，即《大战前后之欧洲》与《中国人之自觉》，内容最为重要。前者包括“人类历史的转捩”、“社会革命暗潮”、“学说影响一斑”、“思想之矛盾与悲观”、“新文明再造之前途”、“物质的再造及欧局现势”等11节；后者则包括“世界主义的国家”、“中国不亡”、“阶级政治与全民政治”、“尽性主义”、“思想解放”、“社会主义商榷”、“国民运动”、“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等13节。文中梁启超不仅生动报告了战后欧洲社会及思潮的变动，而且提出了“中国人之自觉”，即自己关于中国何去何从的思考，这是何等重大的时代课题！一年中他是没有写别的文章，但《欧游心影录》所提出的问题与思考，发人深省，影响深远，其价值绝非多少篇文章所能相抵的。事实上，欧游成为了梁启超晚年思想变动的转捩点，《欧游心影录》也成为了后人研究欧战前后中西方社会思潮变动及其梁启超本人思想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以为归国后梁启超的著述都了无新意，不出《新民丛报》的范围，自然更是谬以千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