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游心影录》中第一文的下篇是《中国人之自觉》。《梁启超年谱长编》强调说：“上面之几篇文章里面最要紧的是第一文的下篇——《中国人之自觉》，因为读了这篇文章可见先生思想见解转变之迹，和对于将来政治社会等问题的主张。”[1]“中国人之自觉”，兹事体大，这个标题显然不是信手拈来，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它反映了梁启超对战后中国走向的整体性思考。所以，梁启超一方面说，以上诸节“我都是信手拈来，没有什么排列组织”，同时却又强调：“但我觉得我们因此反省自己从前的缺点，振奋自己往后的精神，循着这条大路，把国家挽救建设起来，决非难事”。说得又如此自负。[2]毫无疑义，所谓“中国人之自觉”，首先反映的是梁启超本人的“自觉”。研究梁启超晚年思想不能不关注《欧游心影录》；但是，关注此文，于其“自觉”二字的深意，却不能无所措意。
梁启超是个于社会思潮变动感觉敏锐的人。辛亥革命后，民国虽立，但徒具虚名，人多彷徨，有初归自然复入樊笼之感。梁启超自海外归国不久，即深感思想界之沉闷，以社会缺乏深刻敏锐的思想为憾。1913年他在《述归国后一年来所感》中就指出：“或曰，今中国无思潮，吾不敢谓然也。然大多数人之所怀想，大率浮光掠影，无深刻锐入之思”，“吾无以状之，状以浮浅而已”。[3]所以，他有一个愿望，能“察现今世界大势所趋”，“为国民谋树思想上之新基础”。[4]“自觉”或叫“国民自觉”概念的提出，当视为梁启超思想上渴求超越现状愈形强烈的一个重要表征。
“自觉”一词虽是“五四”前后十分流行的用语，但就梁启超而言，他在民初强调“国民自觉”这一概念，最早却是在1915年。是年，他在《敬举两质义促国民之自觉》一文中说：“凡能合群以成国且使其国卓然自树立于世界者，必其群中人具有知己知彼之明者也。若是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民自觉心。”国民而能自觉，有待国中士君子的指导，而后者“其眼光一面须深入国群之中，一面又须常超出于国群以外，此为事之所以至不易也”。[5]这里，梁启超不仅指出了所谓“国民自觉”，乃是指国民了解本国与世界，并在中外对比中具有“知己知彼之明”，而不至于陷于一偏，即盲目自大或妄自菲薄；而且，还强调了这首先有赖于有识之士具备深远的世界视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梁启超对“国民自觉心”的强调与他对其时欧战的关注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他说，“此次大战予我以至剧之激刺”。[6]“吾侪对于此次欧战之研究，一方面可以得最浓厚之兴味，一方面可以助长极健实之国民自觉心。其不容以隔岸观火之态出之也明矣”。[7]1914年欧战初起仅旬日，梁启超即决心著《欧洲战役史论》一书，并于十日后脱稿。随后复在报上开辟“欧战蠡测”专栏，同时接受中华书局之请，编成《时局小丛书》第1集10种出版，以助国人更好地了解欧战及时局。梁启超业已敏感到欧战将成为世界历史的转变点，他在《大中华发刊辞》中写道：“今也机括一弛，形势迥异畴曩。欧洲战争中或战争后，吾国必将有大变……”[8]同时，在《欧战蠡测·小叙》中又写道：“自兹以往，新时代行将发生，举一切国家社会之组织，皆将大异乎其前……而战后之狂潮，势必且坌涌以集于我。”“宜如何恐惧修省以应大变，此尤早作暮思所当有事。”[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