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在谈到五四运动时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了不少东西，但行不通，理想总不能实现，国家每况愈下。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受十月革命启发，先进的中国人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从此，“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0]耐人寻味的是，梁启超也谈到了自己游欧归国时，在精神上同样曾经历了某种由消极到积极、由被动到主动的变化。1923年3月10日，即归国后第五天，梁启超即在中国公学发表演讲，说：游欧最大收获是在精神上发生的变化，“即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中国效法西方既然无成，就当求变计，“对于中国不必悲观”，“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当以消极变为积极是已”。[11]这样看来，时人思想解放的表现有两种情况：毛泽东所描绘的是第一种，即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认原先所崇拜的法兰西文明已成明日黄花，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从事社会革命；梁启超所代表的是第二种，接受西方反省现代性的观点，转而借重西洋科学的思想与方法，从事国故整理，求具体发展中国新文化。二者选择中国未来走向的路径不同，缘此产生的历史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固不待言；但其共同点，却不容轻忽：二者都是缘于国人“学西方的迷梦”的破灭、“怀疑”的增长和“重新考虑自己问题”。所以，他们不同程度又同样都是反映了战后国人的觉醒，却是必须看到的。“总之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12]：从政治上看，前者推动中国由旧民主革命向新民主革命转换，这是人所共知的；从学术文化上看，后者归趋“整理国故运动”，推动了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则是近年才逐渐被学界认同的事实。胡适直到晚年仍感遗憾，以为是五四运动打断了新文化运动的正常发展，“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13]这自然是不对的。但它再一次从反面有力印证了我们上述的观点：“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归趋两个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革命；体现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文化领域进一步深化的“整理国故运动”。因之，我们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梁启超不仅与时俱进，且秉持反省现代性的信念，归趋“整理国故”，仍不失自己独立的地位。固然，他与胡适一样，评判传统皆难免有误，但这应由具体的历史条件去说明。
[1] 胡秋原：《评介“五四运动史”》，见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247页。
[2] 刘钝、方在庆：《“两种文化”：“冷战”坚冰何时打破？》，载《中华读书报》，2002-02-06。
[3] 1959年后英国学者斯诺提出的重要命题。他认为，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彼此鄙视，而不能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一现象被称为“斯诺命题”。（参见［英］斯诺：《两种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4] 刘钝、方在庆：《“两种文化”：“冷战”坚冰何时打破？》，载《中华读书报》，2002-02-06。
[5] 任鸿隽：《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见樊洪业、张久春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303页。
[6] 参见拙文：《论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载《近代史研究》，1997（3）。
[7]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38、211页。
[8]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52页。
[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3），30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4卷，1470、1471、1516页。
[11]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738、740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4卷，1514页。
[13]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