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世界历史由近代转入现代的重要标志。不过，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则又可以说，欧战后的世界“西方文化中心”论根本动摇，开始了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新时代。[6]游欧归国的梁启超要求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并非简单的虚骄心态使然，而当看作是对世界文化变动的一种积极感悟。梁自清末起力倡西学，但始终不赞成全盘否定本国文化传统。例如，1896年他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说：“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1902年在《新民说》中又说：“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7]在此期的梁启超看来，欧战既以如此尖锐的形式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弱点，国人审视中西文化的传统视角就应当有所调整，由过去一味崇拜西方，转变为自觉借助西方的科学精神与方法，重新估价与整理固有文化，发展民族新文化，才可能对世界文化发展作出中国人的贡献。这实际上也是当时包括杜威、罗素、蔡元培在内许多中外有识之士的一种共识。蔡元培说：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并非不能相容。“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我们只要大家肯尽力就好。”[8]所以，从形式上看，梁启超前后期皆中西兼顾，主张“一面爱重国粹，一面仍欢受新学”，[9]但重心有不同：前期重在倡西学批判中学，后期则主借助西学发展中国的新文化。在这里，他赖以思想转换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从根本上说，仍是来源于现代西方，即反省现代性。因之，“回归传统”的提法，若是指梁由重在倡言西学，转而重在倡导继承与发展传统，则无不对；若是指所谓“情感压倒了理智”，或抵拒西学和新文化运动的守旧倒退，则全然是一种误解。经历了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双重洗礼的梁启超，其眼中的传统及其价值已非原来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