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西方来说，欧战前后都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重要时代。在西方，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与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崛起，可以看成是西人从不同取向反省社会文化危机所导致的结果。在中国的情况更形复杂。“当中国人希图抛弃自己传统而采用西方文化之时，又发现西方人怀疑乃至反对自己的文化。中国人处于二重文化危机之中……”[1]故国人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便有了两个向度：既要反省传统文化，也须反省西方文化。李大钊诸人转向马克思主义与梁启超等人转向反省现代性，既反映了战后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变动对中国的深刻影响，同时也说明了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后发展到新阶段，它已具有愈加宏富的内涵。
梁启超看到了西方现代性的弊端，但并未忽视中西方的时代落差，即中国首先需要建立现代的社会。他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即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同时，避免西方业已出现的弊端。所以，游欧归国后他一面积极投入了新文化运动，成为了一员骁将；同时，复坚持求同存异，从而有助于进一步展拓了时人的思维空间。梁启超不仅强调对西方的思想也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求国人对迷信西方的解放，而且明确提出了“科学万能”论不足训，将西方反省现代性的视角有力地引入了中国。随后发生的“科学与玄学”之争的激烈论战，“焦点可以归结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是非，以及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2]长期以来，人们多将之误解成是一场“科学与反科学”之争，实则，它为西方于19世纪末突显的“两种文化”[3]对立在中国的延伸。科学史专家刘钝说：“‘科玄论战’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次高水平的理论交锋，对于巩固新文化运动的胜利果实和塑造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具有重大意义，可惜由于意识形态的介入和政治局面的动**，后一目标未能实现。”[4]所谓“塑造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显然应包括拒绝“科学万能”论即科学主义在内的自觉。此一目标虽未实现，但梁启超所力申的反对“科学万能”论观点，至少已被当时包括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在内的一些人所认同。[5]如果我们正视“科学与玄学”之争在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那么梁启超助益深化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同样是不应当低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