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游心影录》中之《中国人之自觉》一篇，共13节，首节标题：“世界主义的国家”，末节标题则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此种精心的谋篇布局本身即有力地说明了梁启超的文化自觉与传统的盲目虚骄无涉，相反，充分体现了世界主义视野下的文化思考。缘于反省现代性，梁启超不仅坚持反对“科学万能”论，主张科学与人文并重，从而为国人提示了避免西方业已出现的“两种文化”对立，发展更富有前瞻性的文化的方向；更主要的是，他指出以崇尚和谐为特色的中国文化，将有助于现代社会最终走出物质与精神分离、个性与社会性冲突的困境，这无疑更将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思考提升到了新的境界。胡秋原先生在谈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讨论时说：“我们也不可低估当时中国人在智慧上的远见。中国人当时在西方人之前，由文化问题考虑中国乃至于世界问题。”[7]梁启超的上述思考，应当说就是属于胡先生所说的“当时中国人在智慧上的远见”。
有趣的是，费孝通先生也有专文论及“文化自觉”，他写道：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扼其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8]
对于文化自觉，梁启超自然不可能达到如此深刻与全面的认识，但是，二者毕竟有许多相通之处：其一，都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并强调自觉就是“具有知己知彼之明”或“自知之明”。既须了解本国文化，又须常超出于国群之外，具有世界的眼光；其二，都主张既不应“复旧”，也不应“全盘西化”，而强调“吾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即强调“文化选择中的自主地位”；其三，都主张各国多元文化互补，共同助益于全人类。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文化自觉包含怎样的合理性与前瞻性。
文化自觉既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梁启超的文化自觉仍不免有自己的局限，就是毫不足奇的了。例如，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然性与重要性，就说明他对中国问题与西方思潮变动的认识，还很肤浅。他看到了儒家文化中包含着有益于现代社会的合理内核，因而强调研究儒家哲学不能算逆潮流而动，这是对的；但他赞美儒家是“最美妙的人生观”，以为可以移植到现代社会，又不免失之简单化。如此等等。然而，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我们肯定欧战后梁启超的文化自觉，代表其时国人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的向度。
[1] 梁漱溟：《纪念梁启超先生》，见《我生有涯：梁漱溟自述文录》，299、29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 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与中国新文化之趋向》，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242～243页。
[3]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738、740页。
[4] 吴大猷：《弘扬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载《光明日报》，1998-06-06。
[5]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37页。
[6]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见《饮冰室合集·专集》（50），1页。
[7] 胡秋原：《评介“五四运动史”》，见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252页。
[8]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载《北京大学学报》，19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