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在梁启超逝世后曾这样评价说：“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1]这是十分传神的概括。梁启超不仅于欧战前就预见到了此次战争将是人类历史的转捩点，对世界与中国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于大战甫告结束，即毅然赴欧考察，并发表《欧游心影录》，揭出“中国人之自觉”这一时代的大课题，将自己的感想“发皇于外”，于晚年再次显示了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的独特魅力。
20世纪初的中西方都面临着一个反省的时代。正当国人热衷于“以西学反对中学”的时候，却发见西方文化也正面临着自己的危机。“欧洲文化既然陷于危机，则中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应该如何呢？默守旧文论呢？还是将欧洲文化之经过之老文章抄一遍再说呢？”[2]从总体上看，时人的回应主要有两个取向：一是以李大钊为代表，主张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所说：近人中国人学习西方不仅没有效，且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时间长了，怀疑便产生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由是中国人转而“以俄为师”，思想上也由“被动”转为“主动”，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主张新文化的发展“当由我自决”。他刚归国便在中国公学发表演讲指出，中国近代学习西方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所效法的西方文化长期以来便是处在一种“病的状态中”。自谓游欧最大收获“即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思想上也由“消极变为积极”。[3]二者有着重要的共同点：都表现为对西方求解放的一种自觉，都表现了一种豁然开朗、积极、乐观、自信的心境与愉悦。同时，又都将近代国人“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事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它们显然分别师承了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两个维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性批判与自由主义的现代性反省。这是耐人寻味的。它说明，“五四”前后国人的思想解放与民族自觉，其内涵实较传统的认识要远为宏富。尽管二者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不能等量齐观，但是梁启超强调思想解放必须求“彻底”性，即主张将理性批判的原则同样运用于对西方文化的借鉴，这不仅有力地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而且事实上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助力。这是应当看到的。
吴大猷先生在庆祝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指出：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无庸置疑，但于历史进程中曾经出现过的“反传统”风潮，“也要有真切反省的能力”。他认为，对于经历苦难、四分五裂的旧中国来说，“要其站起来，重新发出，必须先从恢复这个民族的自信心与自尊心着手”。因之，“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是最为重要的。[4]这是至理名言。梁启超力挽狂澜，指斥说，将西学说成是中国固有的顽固派，诚然可笑，但“沈醉西风”者将中国说成一钱不值，岂非更加可笑！他希望青年人“第一，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5]并断言，中国虽云落后，“然则中国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置耶？曰：能！”[6]他主张对于外来文化“尽量输入”，但要避免形式主义的完全照搬，“评判的态度”不可缺失，如此等等，足见梁启超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其文化自觉，归根结底，是反映了国人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这与其时中国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也是相吻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