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论者多肯定梁启超欧游归来并未改变其学习西方与主张新文化的初衷，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与梁启超自谓“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以及“自觉”云云相较，毕竟又仍显隔膜。实际上，梁启超所谓的思想“革命”与“自觉”，归根结蒂，乃是指他体察了欧洲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并最终服膺反省现代性的思潮。
欧战作为人类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创深痛钜。美国学者马文·佩里主编的《西方文明史》说：“大战给许多人留下的是绵绵不断的痛苦——西方文明已失去了它的活力，陷入了一个崩溃瓦解的低谷。”“无疑，任何能允许如此毫无意义的大屠杀持续四年之久的文明已经表明它走向衰败。”[1]欧洲许多人因之对西方文明失去了信心，“西方没落”，“上帝死了”，悲观的论调渐起，弥漫欧洲大陆。与此同时，出现了“理性的危机”。人们发现，“欧洲释放出来的科学和技术的威力似乎是他们不能控制的，而他们对欧洲文明所创造的稳定与安全的信仰，也只不过是幻想而已。对于理性将要驱走残存的黑暗，消除愚昧与不公正并引导社会持续前进的希望也都落了空。欧洲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所谓“破碎的世界”，就是韦伯所谓的“理性具有的可怕的两面性”：它一方面带来了科学和经济生活中的辉煌成就，但与此同时，又无情地铲除了数世纪以来的传统，将深入人心的宗教信仰斥为迷信，视人类情感为无益，“因而使生命丧失精神追求”，“世界失去魅力”，“使生命毫无意义”。人们在藉理性征服自然的同时，其主体性也发生了异化，成为了理性的奴隶。因之，人感到了孤独，又出现了“人的危机”。也缘是之故，自19世纪末以来便陷入衰微的理性主义，进一步衰堕了。[2]
战后欧洲的反省存在两个取向：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它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强调所谓的“理性的危机”，说到底，无非是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危机；因之消除社会危机的根本出路，应在于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将人类社会引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此一取向的善果。二是反省现代性，它集中表现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率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许多西方现代学者从唯心论出发，将问题归结为理性对人性的禁锢，因而将目光转向人的内心世界。他们更强调人的情感、意志与信仰。尼采大声疾呼“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被认为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的宣言。20纪初以柏格森等人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强调直觉与“生命创化”，风行一时，是此一思潮趋向**的重要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