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其后的历史发展业已证明，革命是它的最终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是一种后退。但是，近年来学界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已超越了革命、改良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并形成了新的共识：革命派、立宪派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其各自坚持激进与渐进的政治主张，应当看成是二者谋求解决面临的共同问题，所设计的具体救国方案之不同。革命派与立宪派虽不应等量其观，但从根本上说，却又是互补的（如上所述，实际上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也已经提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又非简单的倒退，必须实事求是地看成为他是依自己爱国的理路，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并且做出了同样有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事业。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何以民元梁启超初归国演讲，会那样理直气壮，以为晚清革命与立宪两派，各有得失了。
近代爱国者众，但能致思救国道路且产生实际影响者，毕竟不多。梁启超无疑是其中的翘楚。毛泽东说，近代的志士仁人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曾走过了千辛万苦的道路。这不仅是指众人前仆后继之谓也，而且也是指一个爱国者虽不免于失误与曲折，却能执着探索救国道路，始终保持爱国的真诚。耐人寻味的是，当年梁启超在回应时人非议的《答和事人》一文中，曾写道：“吾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师友多谓为好名；今者反对破坏主义，而论者或以谓为好名。顾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隐蔽（非直不欲实不能也）。此则其一贯者也。”[17]所谓“吾心之所安”，实指爱国之志；所谓“其一贯者”，真诚之谓也。联系到民国后，梁启超坚持“不问国体，只问政体”的初衷，不惜冒生命危险和与乃师的对立，两度成为再造共和的功臣，我们不能不相信梁启超虽“善变”，但自有“其一贯者”，即爱国之真诚。郑振铎先生深得梁启超之心，他在梁去世后写下的下面一段话，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梁启超：
……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顽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生平“最爱平和惮破坏”（《盾鼻集，在军中敬告国人》），所以他在辛亥时代则怕因变更国体之故而引起剧战，在民国元二年之交，则又“惧邦本之屡摇，忧郁民力之徒耗”而不惜与袁世凯合作。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不忍国体屡更，授野心家以机会，所以他两次为共和而战，护国体，即所以护国家。[18]
[1]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5），12～13页。
[2] 同上书，14页。
[3] 梁启超：《爱国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70、73、75、77页。
[4] 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见《饮冰室合集·文集》（10），3页。
[5] 梁启超：《变法通议》，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13页。
[6] 参见梁启超：《自由书·中国魂安在乎》，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8～39页。
[7] 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4），16、17页、64～65页。
[8] 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4），161页。
[9] 参见李喜所、元清：《梁启超传》，第9章，人民出版社，1993。
[10]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见《饮冰室合集·专集》（11），1页。
[11] 梁启超：《德育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6），42页。
[12] 梁启超：《如何才能完成“国庆”的意义》，见《饮冰室合集·专集》（41），60页。
[13]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2），45页、123～124页。
[14] 梁启超：《爱国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75页。
[1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34页。
[1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13），69页。
[17]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34页。
[18]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88、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