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1903年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又突然发生了大转折，先前所谓的“破坏主义”“排满革命”，全行放弃，退回渐进立场，而与革命派对立。对此学界已有太多的论述。从总体上看，人们多将之归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革命形势高涨引起的忧虑；师友的劝说；美洲游历的影响。[9]但是，迄今尚未见有人从梁启超爱国思想自身逻辑的角度立论。在梁启超爱国主义的思想中，有一重要的观点值得重视，即认为爱国是绝对，谋国的政策是相对，只要是真正的爱国者，见智见仁，不妨殊途同归。1902年，他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即提出：“真爱国者，其所以行其爱国之术者，不必同，或以舌，或以血，或以笔，或以剑，或以机；前唱于而后唱喁，一善射而百决拾，有时或相歧相矛盾相嫉敌，而其所向之鹄，卒至于相成相济，罔不相合。”[10]1905年，他又在《德育鉴》中说：“此言为道与为学，两不相妨也……如诚有爱国之心，自能思量某种某种科学，是国家不可缺的，自不得不去研究之。又能思量某种某种事项，是国家必当行的，自不得不去调查之。”“则其所以救国者，无论宗旨如何，手段如何，皆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也。”[11]直到晚年，他仍持同样的观点：“政策无绝对的是非利害，只要是以国家为前提，则见仁见智，终可以有两相反的议论，而彼此都不失为爱国者。”[12]由是以进，我们对于梁启超，便可有进一步“同情的理解”。1903年梁启超游美，曾与各埠华人有广泛的接触，由是生两大观感：一是华人富有爱国心。他说：“（哈佛）全市华人不过百余，而爱国热心不让他埠。”尤其是容闳先生已76高龄，“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余造谒两时许，先生所以教督之劝勉之者良厚，策国家之将来，示党论之方针，条理秩然，使人钦佩”。二是华人素质之差。旧金山华人社区社会秩序混乱，中华会馆等团体内部宗派林立，一盘散沙，百事废弛。“若是者名之为暴民专制政体”。久受专制约束的国人来到号称最自由的美国，虽不乏爱国爱乡之心与勤勉，却非但没有变成现代的国民，反而劣根性愈加膨胀，实出梁启超的意料之外。立宪共和“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深感中国问题不容理想化，即行立宪共和政体，“是无异于自杀其国”。“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中国需要管、商、克伦威尔一类人物再生，“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13]由是，他转而主张“开明专制”论。梁启超政治思想的上述变化，不仅招致革命党的抨击，而且在立宪党中也遭到非议，以为出尔反尔，无非好名。事实上，在受“左”的思潮影响的年代，学界也多斥之为反动。然而，如果我们从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自身的逻辑看问题，就不会简单抹杀其自身的合理性。在梁启超看来，爱国固然是无条件和绝对的，但具体的政策与主张，因时因人而异，却不应当是凝固的。这个原则对于持论不同的爱国者来说，就是当尊重意志自由，和追求殊途同归的互补性；对于真诚爱国的个人来说，“按脉论而投良药”，也应当承认人的认识有一个过程，自觉今是而昨非，因而适时修正其药方，也是允许的。梁启超强调在专制君权下，国家成了一人私产，压抑了国人的爱国心，造成了民族涣散无力，是对的；但他相信民权既得，国人即可由传统的部民变成现代的国民，从而得以举全国人之力办一国之事，不出数十年，中国也将如西人然，“举全地球而掩袭之，民权之效，一至于此”，[14]则显然又失之理想化了。美国华人社区尖锐的现实，令他幡然思变计，也当在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年谱长篇》说：“这便是先生考察日多，见闻益广，历练愈深的结果”，[15]是比较客观的。此外，1903年又是梁启超放弃卢梭民权论，转而接受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重要年头。后者主张国家有机论，强调统一与秩序对一个国家强盛的极端重要性。是年，梁启超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其中说：“深察祖国之大患，莫痛于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以视欧洲各国大不同，“故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16]这与梁启超“为道与为学，两不相妨”的理念，也是相通的。所以，所谓“革命形势高涨引起的忧虑”与“师友的劝说”，都是第二位的原因；新的经验与新的学理皈依，二者互相发明，愈益坚定了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自身逻辑的推演，才是第一位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