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按脉论而投良药”，其救国的方案，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而异的。换言之，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内涵，与时俱变。在戊戌时期，他强调“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5]戊戌政变后，他亡命日本，一时思想日趋激进。1899年，他撰《爱国论》，如上述倡言爱国者必自兴民权始，已反映了这一点。1902年复撰《新民说》。广智书局后发行《中国魂》单行本，即为《新民说》的一部分。而梁启超以为“中国魂”就是国人的“爱国心”。[6]所以，《新民说》虽有丰富的内容，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它是在强调要培养与造就具有现代爱国精神的国民。在《新民说》中，梁启超思想之激烈程度更达到了顶点。他强调，国家不同于朝廷，前者如公司或村市，后者则为公司事务所或村市会馆，二者性质、轻重不同，应以哪个为本，“不待辨而知”。故有国家思想者，常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爱国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梁启超显然是认为现在由西太后控制的朝廷是非法的，无可爱的，所以他断然说：“然则救危亡求进步，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如若必要，行“有血之破坏”，[7]也在所不惜。不仅如此，梁启超在文中还充分肯定立宪、革命两派都是出于爱国的热忱，对于立宪、革命两主义，表现出了包容的态度，甚至主张二者应“互相协助”。他说：“今日之中国，宜合全国上下以对列强者也，藉曰未能，亦宜合全国民以对付政府。立宪革命两者，其所遵之手段虽异，要其反对于现政府则一而已。”[8]足见其倾向革命，难怪乃师康有为大为震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