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启超看来，爱国固然因人而异，可以有许多具体的内涵和多样化的途径；但是，在国势陵夷，危若累卵的当今中国，爱国首先必须考虑如何救国。“呜呼！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脑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血性之人也。”真正的爱国者，应当认真思考救国良策并将之付诸实践：“我同胞有爱国者乎？按脉论而投良药焉。”[1]
“爱国心之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2]但所以然者，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传统的天下观使国人只知天下，不知有国；更重要还在于专制君权对于国人的压制，造成了人心的冷漠与散乱。梁启超认为，未有子弟不爱家，不视家事为己事，但惟奴隶未见真爱其家，因为他认为那是主人的事。国事亦然。所以，欲观其国民有无爱国心，必当问其民是否自居子弟或奴隶的地位。专制君主视民为奴隶，民于国家既不敢爱，也不能爱，惟有漠然视之而已。这就是何以民主的西方各国“有一民即有一爱国之人”，而中国则恰恰相反，“有国者只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是故国中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夫以数人之国与亿万人之国相遇，则安所往而不败也。”所以，问题的逻辑结论是不言自明的，欲唤起国人的爱国心以救国家，端在反对专制君权而兴民权：“故言爱国者必自兴民权始。”梁启超写道：有人或者要问，奈何朝廷压制民权？答之曰：“不然，政府压制民权，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权，亦民之罪也”。西人视自由权利为生命，不惜流血奋斗。“故未有民不求自伸其权，而能成就民权之政者”。中国人不知民权为何物，实为奴性的表现，如此与西人竞，自然无不败。但以民权号召天下，光绪皇上将何如？梁启超回答仍然是明快的：民权与民主有异，英国民权发达，皇位仍存。但欲存皇位，也仍需以兴民权为前提：“则保国尊皇之政策，岂有急于兴民权者哉！”[3]如前所述，梁启超曾强调外国的侵略，激起了国人的爱国心；在这里，他复强调专制君权之“压抑之**之，民不堪命，于是爱国之义士出”，[4]其爱国主义思想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鲜明特质，是十分鲜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