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民族危亡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情感。梁启超说，甲午以前，士大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但战后中国割地赔款，创深痛钜，“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原因即在于民族危亡的刺激。明白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备受外人歧视、欺凌的海外华人与香港人，其爱国情感要较内地更为强烈。若华人都能了解当下的中国与列强如何不平等，“则爱国之热血，当填塞胸臆，沛乎莫之能御也”。[15]1903年，梁启超赴美，适逢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一随员为美警察辱殴自戕事，大为愤慨，曾作挽诗，其中说：“国权堕落嗟何及，来日方长亦可哀；变到沙虫已天幸，惊心还有劫余灰。”[16]他感触益深，因之十分正确地引出了这样的结论：“外国侵凌，压迫已甚，唤起人民的爱国心。”[17]
其三，爱国是现代社会的伦理。梁启超强调，“国家为近世史新产”，“夫国家者，一国人之公产也”，它与被专制君主视为一人私产的传统国家，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故“我国自昔未尝以爱国大义为伦理一要素”，[18]而爱国大义却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大伦理要素。这即是说，“爱国乃天下之盛德大业”，[19]国人当明白个人小我对于国家大我的责任。他说：“吾非敢谓身家之不当爱也。然国者，身家之托属，苟非得国家之藩盾，以为之防其害，谋其治安，则徒挈此无所托属之身家，累累若丧家之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然非先牺牲其身家之私计，竭力以张其国势，则必不能为身家之藩盾，为我防害患而谋治安。故夫爱国云者，质言之，自爱而已。人而不知自爱，固禽兽之不若矣。”[20]
由上不难看出，从《说群》到《爱国论》，梁启超于戊戌前后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如上所述，体现了民族危亡、资产阶级反封建要求与社会进化论三大要素整合的时代特点；而且明显地已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简单的进化论层面，跃升到了以建立民族国家为基点的社会政治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具备了更加完整的现代意义。
[1] 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对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一处论述的译文的订正》，载《光明日报》，1985-10-13。
[2] ［美］罗兰德·N.斯特罗姆伯格：《西洋思想史》，李小群、宋绍远译，452页，见丘为君主编：《西洋史学丛书》（九），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
[3] 转引自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11页，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稿本，1993-05。
[4]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89页。
[5]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1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6] 梁启超：《说群序》，见《饮冰室合集·文集》（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7]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1321、13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8]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42～43页。
[9] 梁启超：《说群序》，见《饮冰室合集·文集》（2），3页。
[10] 同上书，4～5页、7页。
[1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66页。
[12]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10），35页。
[13] 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4），41、11、44页。
[14]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10），35页。
[15] 梁启超：《爱国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67～68页。
[16]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2），104页。
[17]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89），5页。
[18] 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见《饮冰室合集·文集》（26），19～20页。
[19]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大杰传》，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1），1页。
[20] 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见《饮冰室合集·文集》（1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