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借助西学关于“吸力”、“拒力”；“爱力”、“离心力”；“六十四原质相和相配”，以及“造物”、“化物”；“合群”、“离群”等等新的概念，演绎“群理”。他说：“群者，天下之公理也”。“夫群者万物之公性也”。国乃合群的结果。“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何谓独术？即人人皆知有已，不知有国。其结果是一盘散沙，有四万万之民，即有四万万之国，实则为“无国”。天下有列国，故有已群与他群的分别与竞争。善治国者，必须懂得君民同为一群中人，善于“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之谓群术”。要言之，所谓“合群”，就是要使国人万众“一心”；所谓“亡国”，就是“土崩”与“瓦解”，即“离群之谓也”。[10]梁启超所谓的“说群”，就是要揭示国人当超越个体，以群体即国家的共同利益为重，加强全体国人的凝聚力的根本道理。很显然，在梁启超的文中，“爱国”一词虽未出现，但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思想主张，已是呼之欲出了。
梁启超最终形成并明确地提出爱国主义的思想主张，当是在1899年。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本年2月发表的长文《爱国论》。据笔者所知，这里的“爱国”一词，是近代史上首次出现的。该文则既是近代论爱国的第一篇文章，同时也是梁启超本人专论爱国唯一的一篇文章。是文开宗明义，即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和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调，揭出了“爱国”的主题，它写道：“泰西人之论中国者，辄曰：彼其人无爱国之性质”，人心涣散，一盘散沙，至今落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故哀时客曰：呜呼！我四万万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就对于现代意义的爱国的理解而言，梁启超的《爱国论》诸文提出的以下观点，尤其值得重视：
其一，爱国是现代的理念。梁启超在《爱国论》中认为，中国人并非缺乏爱国心，而是因为中国自古一统，称禹域，谓之天下，故无现代国家的概念。“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11]所以，只能说国人爱国性质隐而未明，不能说缺少爱国的性质。如果说，这已经是在强调爱国是现代的理念；那么，1902年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明确指出了近代“民族建国”的历史趋势与欧洲各国爱国思潮的关系，无疑是将此一理念进一步深化了。他说：欧洲中古前也常视其国为天下，“所谓世界的国家……故爱国心不盛，而真正强固之国家不能立焉。按吾中国人爱国心之弱，其病源大半坐是，而欧美人前此亦所不能免也”。近数百年来，欧洲民族主义发生，各国因势利导，“建造民族的国家”，爱国思潮也缘是大盛。由是可知，“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12]同年，在《新民说》中，他对“民族建国”更作了进一步说明：“……民族建国问题。一国之人，聚族而居，自立自治，不许他国若他族握其主权，并不许干涉其毫末之内治，侵夺其尺寸之土地，是本国人对于外国所争得之自由也。”而“组织民族的国家”，还需创代议制度，使人民得以参预政权，“集人民之意以为公意，合人民之权以为国权”；复定团体与个人、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的权限，各不相侵，“民族全体得应于时变，以滋长发达”。所以，梁启超强调，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民族建国问题而已”，[13]即“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的国家而已”。[14]显而易见，梁启超所谓的“民族建国”，就是建立一个民族民主的现代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