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1]但是，也须指出，各国人民对于自己祖国的此种深厚的感情，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不自觉的。爱国或爱国主义，成为一种自觉的思想主张与社会伦理，是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相适应的。
在欧洲，民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早期，但民族意识却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整个中世纪时代，一个人首先是个基督徒，其次是他家乡地区的人，再次（假如必要的话），才是一个法国人或德国人。教会是无所不包的，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从理论上讲，教会就是国家。”[2]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使人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实现了对神的解放，从而也使人们的忠诚由神圣的天国，转移到了世俗的人间，即以国王为中心的封建王朝。同时，开始认识生存其中的民族共同体，民族情感愈益增长。但是，只有到了以“全民族”代表自居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令王冠落地，才真正标志着欧洲开始进入了近代民族建国的新时代。所以G.P.古奇说：“民族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3]与此相应，公民取代臣民，国家利益取代王朝利益，人们的忠诚最终由封建王朝转向民族的国家，即浸成了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与欧洲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径由反抗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渐次生成不同；作为后发性的现代国家，中国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于甲午战争之后勃然兴起，却是因三大历史机缘风云际会的结果：战后民族危亡的刺激、戊戌维新运动即反抗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兴起、西方社会进化论的传播。体现三者的有机结合，最初揭橥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旗帜的先进人物，正是梁启超。
“梁氏是一位感觉最灵敏的人。”[4]梁启超在戊戌时期虽然仅是康有为的助手，但他对于西学的感悟能力，实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维新派倡言变法图强，固然是将变革封建政治与民族救亡相统一；而“保国、保教、保种”的口号，则表明民族主义乃是他们以全民族代表自居发出的最强音。维新派高扬民族主义，其最重要的理念之一，无疑是“合群”说。1895年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后序》中说：“荀子言物不能群，惟人能群，像马牛驼不能群，故人得制焉”。“故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什百亿兆人共学。学则强，群则强，累万亿兆皆智人，则强莫与京。”[5]梁启超也曾指出：“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6]在这里，“合群”的理念已内含近代爱国的意蕴。人所共知，包括“合群”的理念在内，维新派民族主义的思想源头和理论依据，盖出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天演论》“于自强保种之，反复三致意焉”，且明确强调“善保群者，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常邻于灭，此真无可如何之势也”。[7]梁启超在给严复的信中说，康有为于《天演论》极为推崇：“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如穗卿，言倾佩至不可言喻。惟于择种留良之论，不全以尊说为然，其术亦微异也。”[8]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的“合群”说并未全然照搬《天演论》，于其主张“择种留良”，尤其不以为然，着意突出了“合群”即加强群体固结本来的意义。这是康有为的特出之处。但是，康有为于“合群”说，毕竟并未作系统的阐释；相反，追随乃师的梁启超，1896年在完成了有名的《变法通议》之后，却“又思发明群义”，在整合严复译《天演论》、康有为主张与谭嗣同“仁学”思想的基础上，计划“作说群十篇，一百二十章”，[9]虽然最终仅完成了《说群·序》，却有力地将“合群”理念所包含的现代爱国主义的意蕴，进一步丰富和突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