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文化领域的深化与发展。[45]梁启超归趋“整理国故运动”，既是其游欧归来的初衷使然，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彰显了新文化运动这一新的取向。
[1] 瞿秋白：《饿乡纪程》，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657页。
[2]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428页。
[3] 陶菊隐：《蒋百里传》，51、52页。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7），59页。
[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85页。
[6] 同上书，942页。
[7]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43页。
[8] 同上书，942页。
[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7），47页。
[10] 刘思源等编：《钱玄同文集》，第6卷，9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1] 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175页。
[12] 胡适：《四十自述》，见夏晓虹：《追忆梁启超》，210页。
[13] 周传儒：《回忆梁启超先生》，见夏晓虹：《追忆梁启超》，380页。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400页。
[1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22页。
[15] 陈雪屏：《用几件具体的事例追怀适之先生》，载《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05。
[16]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044、1045页。
[17] 同上书，991页。
[18] 刘海粟：《回忆梁启超先生》，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
[19]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180页。
[20]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77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21] 胡适：《胡适的日记》，1929年1月20日，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433～434页。
[2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27、32页。
[23] 张朋园先生认为，“任公在从政时期是一个主观独断的国家主义者，退而在野时则恢复了客观进步的自由主义”。（《梁启超与民国政治》，303页）
[24]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262页。
[2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22页。
[26]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265页。
[27] 刘思源等编：《钱玄同文集》，第6卷，15、16页。
[28] 胡适：《胡适文存一集》，卷4，160、163、151页。
[29] 胡适：《胡适文存二集》，卷1，11页。
[30] 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载《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48、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1923。
[31] 胡秋原：《评介“五四运动史”》，见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249页。
[32] 陶菊隐：《蒋百里传》，51、52页。
[3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9），114页。
[3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8），5页。
[35] 唐德刚：《胡适杂忆》，82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
[36] 胡适：《胡适文存》卷4，163页；卷2，286页；《胡适文存二集》，卷1，27页。
[37]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350页。
[38]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13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3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34），6页。
[4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8），51页。
[41] 梁漱溟的《纪念梁任公先生》认为，民国后“早已不是他（梁启超）的时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1920年后他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完全是受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参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259页）。
[42] 周传儒：《回忆梁启超先生》，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380页。
[43] 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308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44] 刘思源等编：《钱玄同文集》，第2卷，32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5] 参见卢毅：《“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