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与梁启超的理想暗合。陶菊隐说：“梁对欧洲文艺复兴曾倾倒备至，想高举这面大旗，在中国大干一场，其理想中之一目标有二：一为整理国学，一为灌输西方新思想及新科学，融合二者来确定中国的文化路线。”[32]梁启超肯定“整理国故”，他说：“整理国故，我们是认为急务……”[33]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典籍犹如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从前都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今日若能用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便像机器采掘一样，定能辟出种种新境界，而且对于全人类文化，有很大的贡献”。[34]他所谓的“科学方法”，就是“外来新文化”、“西法”、“洋货”。强调用西方科学方法重新整理国故，以开辟新境界，助益世界文化，这与胡适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岂非异曲同工？诚然，二人对于中西文化评判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梁启超反省现代性，不赞成“西化”，强调学习西方与继承传统同等重要。胡适则强调现代性，不仅主张“西化”，而且坚持“‘西化’也就是‘科学化’、‘民主化’”。[35]所以他猛烈抨击传统，强调整理国故不是为了“挤香水”，而是为了“打鬼”，发现“国渣”，以证明“古文化不过如此”，等等。但是，胡适既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逻辑上就是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的价值，它将成为“再造文明”即发展新文化的基础。事实上他也曾这样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我们对于国学的前途，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36]有趣的是，蔡元培径直将胡适“整理国故”的成绩，当成了旧有文化自有价值的证明：“我们既然认旧的亦是文明，要在他里面寻出与现代科学精神不相冲突的，非不可能”。只是要借西洋科学精神“来整理中国的旧学，才能发生一种新义。如墨子之名学，不是曾经研究西洋名学的胡适君，不能看得十分透彻，就是证据。”[37]所以，可以说，胡适与梁启超在“整理国故”这一点上，殊途同归。
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虽属长者，对胡适学术功力却由衷钦佩，“不仅欣赏胡适的批判方法，而且还把他视为一位富有洞察力的中国思想遗产的阐释者”。[38]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甚至将胡适与章太炎并论：“樾弟子有章炳麟，智过其师……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39]他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有批评，但同时也强调，这不减损本书的价值：“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锐敏的观察力、缜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40]是时，梁启超开风气之先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41]二者互相影响，但梁显然更多地受到了胡的影响。“胡适考证《山海经》，梁也感趣味。梁作戴东原百年纪念，也受胡适影响。胡适主张白话文，梁也用白话文写作。”[42]就是梁的名作《清代学术概论》不也是在胡的建议下写成的吗？所以，梁启超认同由胡适揭橥大纛的“整理国故运动”也是很自然的，尽管其中不免争胜。1920—1923年，梁启超除了风尘仆仆南北讲学之外，还出版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著，有力地扩大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声势。吴稚晖说：“他（梁启超）受了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忽发什么整理国故的兴会，先做什么《清代学术概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法》，还要得。”[43]钱玄同在挽词中更称誉梁启超：“革新思想的先觉，整理国故之大师。”[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