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的“谣言”，自然是指有关梁启超研究系拉拢胡适的传说。为了让陈独秀放心，胡适极力表白，有意夸大其词，将梁启超诸人说成是“敌人”，并将本当肯定的学术驳难，都说成了彼此交恶，势不两立的证明。这固然可以理解，但实际上也并无多少说服力。例如，关于白话诗的问题。1920年10月18日梁启超有书致胡适，在约请他撰文批评《清代学术概论》的同时，也说到：“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共议论。对于公之《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25]梁启超是坦诚的，在主动约请批评的同时，也事先打招呼，表示于对方的某些学术观点也将愿意有所讨论。而胡适同样是大度的，如上所述，他干脆请梁去北大做演讲。至于他能成功说服梁放弃发表批评白话诗的文章，不仅说明了后者通情达理和顾全大局，更说明了二者关系之融洽。陈独秀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事实上，自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了第7卷第6号，即“劳动节纪念号”，标志着该杂志及其主编正式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起，《青年》编辑部同仁的分裂就成了无可避免。胡适对此十分不满，他说“今《新青年》差不多变成了SOVIETRUSSIA汉译本”。[26]到胡适写上信之时，胡、陈二人的思想对立已无可调和。所以，问题不在于“谣言”，是时研究系实已解体，梁启超也自非搞阴谋之人；而在于陈、胡二人思想主张之严重分歧。所以，还是钱玄同致鲁迅与周作人信的分析更具尖锐性：
初不料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至于仲甫疑心适之受了贤人系的运动，甚至谓北大已入贤掌之中，这是他神经过敏之谓，可以存而不论……试作三段式曰：研究系不谈共产；胡适之和北京大学亦不谈共产；故胡适之和北京大学是投降了研究系。这话通吗？[27]
钱玄同以自己特有的幽默，点明了陈独秀所以怀疑胡适，根本原因端在后者“不谈共产”即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是他的尖锐之处。但是，形式逻辑自身的缺陷，也决定了钱“这话通吗”的设问还远未回答实质的问题：胡适与梁启超都反对马克思主义，固然不能说谁一定投降了谁，但从新文化运动分裂的趋势看，二者是不是正在趋同呢？事实的回答是肯定的。
1919年7月胡适、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固然是新文化运动分裂的表征，但是就胡适而言，进一步明确而系统地提出自己关于新文化运动未来发展方向的具体主张，却是在同年11月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他在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是其时关于“整理国故”思想的第一次，也是最为系统的理论阐述。他强调说：“这是我对于新思潮运动的解释。这是我对于新思潮将来趋向的希望。”[28]由是，统一的新文化运动公开分道扬镳，归趋两个方向：一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革命；二是“整理国故运动”。迨1923年1月胡适代表北大国学门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进一步提出“研究国学的方针”，[29]“整理国故运动”不仅形成了中心机构，且业已浸成了浩大的声势。是时黄日葵就已看出了其中的分际，他说：“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隐然以胡适为首领，后者则隐然以陈独秀为首领。“前派渐渐倾向于国故整理运动。……陈独秀先生的一派，现在在做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30]胡秋原也回忆说，“民国十年以后，‘整理国故’之风大起”。[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