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梁启超与胡适在公益活动与日常生活中，也多所合作与往来。在共讲社接待杜威、罗素等国外学者中的合作已如上述，他们还在中国科学社、国际联盟同志会、中华教育改进社等团体分别任职，共事与合作。1924年1月梁启超发起召开“戴东原生日三百年纪念会”，胡适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以示支持。在日常生活中，二人过往甚密。梁启超致书友人说，新撰成《陶渊明年谱》，“胡适之来此数日，极激赏此作”。[17]刘海粟也回忆说，在北京松树胡同徐志摩家，常能同时碰见梁启超与胡适二人。[18]都说明了这一点。1928年梁有与胡书说：“自公欧游归后，道路间隔，迄未得一促膝握手，商量旧学，相思与日俱积，想复同之耳。”[19]1929年梁去世，胡适参加追悼会，“也忍不住堕泪了”。[20]次日日记写道：“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近年他对我很好，可惜我近来没机会多同他谈谈。”[21]足见二人友谊一直保持到了最后。
梁启超与胡适所以能保持交谊，除了共同的学术兴趣外，政治上的趋同，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人所共知，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梁启超同样如此。他说：“我们须知，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固是不该；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做金科玉律，说他们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又是该的吗！”他虽肯定“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22]对俄国革命也表示过好感，但在《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长文中，最终仍借口国情特殊论，反对中国行社会主义。说到底，胡适是个自由主义者，此期的梁启超同样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23]
由此可见，梁启超想借重胡适，打通北大路线，同样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二者的交谊显然引起了多疑的陈独秀的怀疑，进而加剧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分裂。1921年初胡适致陈独秀书写道：
你真是一个鲁莽的人！……何以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道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但此事我倒很欢迎，因为他这样做去，于我无害而且总有点进益的。）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