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上述构想最终虽然并未实现，但其试图推进新文化运动的理路，却是值得重视的。时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大本营，蔡元培作为校长，德高望重，是新文化运动的保护神。梁启超想打通北大路线和借重蔡元培，是很自然的；但他首先“想以胡适之为桥梁”，却又耐人寻味。1923年邓中夏曾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分为三派：梁启超为首的东方文化派、陈独秀为首的唯物史观派、胡适为首的科学方法派。他认为，前者代表封建思想，是新的反动派；后两者分别代表劳资阶级思想，都属科学派。他说：“现在中国思想界的形势，后两派是结成战线，一致向前一派进攻，痛击。”[11]这是激进的年轻人情绪化的判断，非但认梁启超为新的反动派，全然不对；即将胡适与梁启超看成势不两立，同样不足信。实则，梁、胡交谊并不一般。
胡适自谓，青年时代即对梁启超十分敬仰，读其《新民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许多笔端常带感情的雄文，深受启发，从而也引导自己立志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他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12]1918年底，胡适登门拜谒请益，梁启超不仅对其《墨家哲学》深表嘉许，且出示自己收集的墨学材料，以为助益。这是二人第一次见面，也是交谊的起点。周传儒说：“梁与丁文江、林宰平感情最好……五四运动以后，梁与胡适也很要好，互相影响。”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出版，适逢梁启超游欧初归，与梁“感情最好”复被胡视为“人生难得的‘益友’”的丁文江，选诗集中“朋友篇”里的几句请梁写一扇面，再送给胡，让后者深为感动。[13]这既反映了梁对新诗的支持，也反映了他对胡的友谊。同年底，梁用一周时间完成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他曾谈到，本书缘起是胡适的建议，“归即嘱稿”。胡适先看过初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梁复致书胡，请作文批评：“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必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亦以此要求百里），既以裨益我，且使读者增一层兴味。”[14]从此，二人的学术交往愈加密切。梁成《墨经校释》，请胡作序；胡成《墨辩新诂》，则请梁批评。彼此意见相左，复书信往返驳难。1922年3月，胡适邀梁启超到北京大学哲学社作《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长篇演讲，后者批评“措辞犀利，极不客气”；前者随堂听讲，最后答辩，反驳有力而不失风度。[15]这些已成学界佳话。同时，二人也相互切磋新诗创作。例如，梁启超曾致书胡适说：他的一些新诗写得“绝妙，可算‘自由词’”，但有些诗作若能适当注意用韵，“则更妙矣”。自然，“这是个人感觉如此，不知对不对”。“我虽不敢说无韵的诗绝对能成立，但终觉其不能移我情。韵固不必拘定什么《佩文斋诗韵》、《词林正韵》等，但取用普通话念去，合腔便好。句中插韵固然更好，但句末总须有韵……我总盼望新诗在这种形式下发展。”[16]在新文化运动中，关于新旧诗的争论十分激烈，但梁、胡却能将之视为学术问题，作心平气和的讨论，二人关系之融洽，于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