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于“五四”后虽获得了迅速发展，但其思想取向愈趋驳杂。“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1]社会主义的讨论虽引起了无限兴趣，但犹如雾中观花，其“改造的方案，则于一般人的意想中尚欠明了”。[2]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也日趋分裂，“五四”后不久在李大钊与胡适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其重要的表征。所以，梁启超归国时看到的新文化运动，既是蓬勃发舒，又缺乏核心的规范。
梁启超虽非好的政治家，但作为老牌的政治家和研究究系首领，长期政治实践毕竟养成了他注重队伍组织与努力掌控局面的传统、思维方式，或叫领袖欲。所以，尽管归国后决心皈依文化运动，但其具体的运作方式仍带上了浓重的政治意味。陶菊隐说：“梁启超由欧洲回国后，有将研究系改组为党的愿望，丁文江、张君劢两人极为赞成，想以胡适之为桥梁，打通北大路线，表面上不拥戴一个党魁，暗中则以梁与蔡元培为其领导人；并打算以文化运动为政治运动的前驱。由于张东荪反对党教合一，此议遂被搁置……他抱此雄心大志，是因风靡一时的新文化运动，尚缺少一个中心机构，他想贾起清末民初的余勇，再来大显身手。后来壮志未酬，也就是二少爷失恋的必然结果。”[3]梁启超似乎也并不隐晦自己的雄心大志，归国当年，他在谈到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互动关系时说，自己不承认是“研究系阴谋家”，但“我觉‘我’应该做的事，是恢复我二十几岁时候的勇气，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4]从梁启超与好友多次磋商看，其布局的构想大致是：（1）凝聚核心力量。梁启超说，“今日之事，须练有劲旅乃能作战。吾辈须以奋斗中坚队自认”。[5]这在舒新城则称之为“灯心”较“油”更重要，“而造灯心又以自己人作灯心为不二法门”。[6]在梁的眼里，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舒新城等人，就是构成“灯心”的核心力量。（2）占几所大学为据点。梁启超既转向教育，并认定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宗旨，自然在强调了《时事新报》等刊物重要性的同时，就格外重视大学的作用。除了已接办的中国公学之外，他积极创造条件，希望自己与蒋百里诸人能够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谋得教职，举办讲座，逐渐经营，占为据点。所以梁与蒋百里等书说：“要之清华、南开两处必须收作吾辈之关中河内，吾一年来费力于此，似尚不虚，深可喜也。”[7]舒新城致梁书讲得更透彻：若能张东荪等掌中国公学，张君劢、徐志摩在南开讲演，公及蒋百里往南京尤其是东南大学讲座，“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岂再如今日之长此无人也”。[8]（3）“协同动作”。梁启超认为，凡涉国民运动，都不能仅有指导者而无众人互助协作。因之，与各方“协同动作”是重要的策略。[9]实际上，他建立共学社、共讲社以及希图打通北大路线，都可以看作是“协同动作”策略的运用。这与《新青年》同仁强调“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思想不投契了，尽可以宣告退席”，[10]此种只看重思想共鸣，而不赞成思想与行动统一的纯学者模式，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