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学者反省现代性并非反对科学，而是反对“科学万能”论，或叫“唯科学主义”无视人的精神家园，故主张科学须与人文并重。甚至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演讲也这样说：“今科学上种种发明，何一非文明所赐。然用之不当，反成了破坏文化之具。此后欲使科学与军队常受文化之羁勒，除了我们人民永远协力监视他，别无办法。”[8]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麾下的报纸《学灯》在梁等游欧之前即已在宣传同样的观念了。《学灯》1918年9月30日刊有《本栏之提倡》，其中说：“（本刊）于西方文化，主张以科学与哲学之调和而一并输入，排斥现在流行之浅薄科学论”。所谓“现在流行之浅薄科学论”，显然是指“科学万能”论，即唯科学主义。1919年1月，《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陈独秀著名的《本志罪案的答辩书》，文中陈独秀强调坚决拥护“德”、“赛”两先生。《学灯》上有文就此评论指出：“赛先生”当含“费先生”（哲学），后者且曾是前者的先生，几十年前“赛先生”风行，“费先生”则退隐了。但欧战时世人利用“赛先生”作恶，“如今才感得这战争的苦痛，大家仍旧想去请那位费先生出来，讲个根本和平的办法。因为费先生是很可以帮助赛先生达他的目的。并且人类应该有一种高尚的生活，是全靠费先生来创造的。总之，前数十年是赛先生专权的时代，现在是赛先生和费先生共和的时代。这是欧美一般赛先生和费先生的门生所公认的。何以贵志只拥护赛先生，而不提及费先生呢？记者所以有此疑问了”。[9]作者无疑是在批评陈独秀未能注意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但是，尽管如此，将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引进国内，并产生广泛的影响，终究还当归功于梁启超关于欧洲人“科学万能的大梦破产”鲜明而有力的概括。胡适曾说，自从梁启超发表了《欧游心影录》，“科学破产”的谣言就像野火一样蔓延开去了。此话从反面理解，就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