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后的梁启超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论列；[1]这里要强调的是，因为有了反省现代性的自觉，梁启超的新文化主张突出地表现了自己的个性。
归国初，蒋百里为《改造》杂志第一期组稿事致信梁启超，主张“拟用新文化运动问题”。他说：“新文化问题虽空泛，然震以为确有几种好处。现在批评精神根于自觉，吾辈对于文化运动本身可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反省，正是标明吾辈旗帜，是向深刻一方面走的（文字上用诱导语气亦不致招人议论）。后者复书说：“第一期中坚题原议为‘新文化之我见’，细思略嫌空泛，且主张各不同，易招误会，似宜改择一近于具体之题……”[2]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改造》半月刊前身是《改造与解放》，1919年9月梁启超与张东荪、张君劢等创办于上海。创刊号问世时，梁等正游欧洲。1920年3月梁启超归国，“以名称贵省便故”，更名《改造》。作为更名后第一期重头文章，宣示其基本方针，自然关系重大。原议题目《新文化之我见》本身既说明梁启超诸人主张新文化，同时也说明他们对于如何发展新文化，与陈独秀、胡适诸人“主张各有不同”，所以蒋百里才说“吾辈对于文化运动本身可批评”。此其一；后来原议文章因担心引起误解果然没有发表，说明梁启超有顾全大局的意识。尽管我们无法知道原议的文章具体要写什么内容，但是，从蒋百里强调吾人的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反省，正标明吾辈旗帜，是向深刻一方面走的”来看，其本意是求同存异，彰显欧游后愈益自觉的反省现代性的取向，应是很明显的。
尽管梁启超始终没有发表“新文化之我见”一类的文章，但与其时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相较，他坚持反省现代性的视角，持论不同凡响，仍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其一，强调“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新文化运动的“评判的态度”，也应当适用于对待西方文化。
1919年11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以为包括陈独秀在内，时人对于新思潮即新文化运动本质的概括都不免过于笼统。他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简单来说，“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3]应当说，这是时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或根本意义所做的最著名也是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概括，在当时影响甚大。不过，从胡适所强调的此种态度含有三种“特别的要求”，即对“习俗相传的制度风俗”、“古代遣传下来的圣贤教训”、“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个错对；以及所列举的“只是要重新估定”价值的事例：女人小脚、鸦片、孔教、旧文学等来看，他所强调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的态度”，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的。这与整个新文化运动主张西学、反对旧学的旨趣也是吻合的。它显然不包括西方文化在内。所以他最终强调，说到底，“评判的态度”、“总表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4]所谓“不满”与“新觉悟”，意即“西（西方文化）是而中（中国文化）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