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思想转变的基础是民族主义。1903年，钱玄同阅读了湖南留日学生曾鲲化编著的《中国历史》，“见其多民族主义之谈，甚爱之”。[38]据俞旦初先生研究，曾氏《历史》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历史要重视进化因果关系的同时，突出国民在历史上的地位。二是突出民族主义。[39]从钱玄同当时的思想看，他感受最强烈的显然是后者。钱玄同读《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时感受最强烈的也是民族主义。对此，钱玄同后来写道：“看它底序中将‘同胞’二字照屁款式之‘皇上’二字例抬头写它，末行是‘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本文第二行写‘国制蜀人邹容泣述’（这‘制’字与穿孝的人底名片上的小‘制’字同义，‘国制’是说‘汉族底国亡了，现在给它穿孝’），种种特别的款式和字句，以及文中许多刺激的论调和名词，看了以后，很使我受了一番大刺激，前此底尊清见解，竟为之根本动摇了。”“再看太炎先生底《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看到‘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数语，忽然觉得：对ㄧㄚ，这些野蛮的典礼，衣冠，文字，我们实在应该反抗ㄤㄚ，再看下去看到‘向之崇拜公羊，颂法繁露，以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其所谓复九世之仇而亦议之’数语，更大大地佩服起来。因为我从十三四岁起，就很相信《春秋公羊传》，公羊对于齐襄公灭纪，褒他能复九世之仇，这个意思，那时我是极以为不错的。那么，满清灭明，以汉人为奴隶，我们汉族正应该复九世之仇ㄨㄚ”，“复仇既然应该，则革命正是天经地义了。读完太炎先生此书才恍然大悟，二百余年以来满庭之宰割汉人，无所不用其极”。“章邹底主张，实在是有理ㄧㄚ有理，一定非革命不可。”此后，钱玄同“又陆续看了些《浙江潮》、《江苏》、《汉声》、《旧学》、《黄帝魂》、《警世钟》、《訄书》、《攘书》之类，认定满洲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40]
知是行的先导。确立了反满革命思想的钱玄同立即把思想转化为行动：第一，1904年4月25日，钱玄同断发，“以表示义不帝清之至义”。[41]这一行为，是钱玄同当时思想进步的一个标志。第二，与方青箱、张介定、潘芸生等办《湖州白话报》，“要做那开通民智的事业”。[42]《湖州白话报》不奉清朝正朔，而以干支纪年。对此，钱玄同说，“其实写干支还不能满足，很想写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二年”，“只因这样一写，一定会被官厅干涉，禁止发行，所以只好退一步而写干支”。[43]第三，6月至上海制西衣，并往拜见蔡元培、刘师培二人。[44]蔡元培，时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刘师培当时著《中国民族志》，阐述光复汉族的见解，著《中国民约精义》，直接呼号民权自由，著《攘书》，直白清廷作为夷狄应该攘除。当时被誉为“东亚卢梭”，更自称“激烈派第一人”，宣传排满革命，名重一时。钱玄同欲拜见此二人，其思想倾向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