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思想界、舆论界改良思想仍占主流，这势必要影响钱玄同。尽管当时民主革命思想已开始传播，但影响尚小。当时，章太炎、邹容、蔡元培、吴稚晖等已积极宣传革命，可钱玄同的故乡湖州，“那地方离上海很近，坐轮船要不了一日一夜，可是上海底新书报极不容易输入（并非官厅禁止，那时内地底官厅还未曾懂得禁止新书报，实在是因为老百姓不要看它），我们看得到报纸只有《申报》和《新闻报》，它俩对于章、邹、蔡、吴先生底主张革命，都持极端反对底态度，并且它俩记载《苏报》案，非常地漏略模糊，看了得不到一些真相”。[32]所以，钱玄同在当时虽知道《苏报》案一事，但“那种尊崇本朝底心理，仍与前此相同，未有丝毫改变，所以极不以章、邹、蔡、吴底主张为然”。[33]
第二，钱玄同自幼喜读《公羊》，而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变法的理论武器就是以新知附益旧学，用进化论改造古老的今文经学，托古改制。钱玄同因喜《公羊》而接近康、梁。如钱玄同自己所言，1902年，他在读了《经世文新编》之后，“见其中多康、梁说宗教之词，崇《公羊》，以孔子为教主，乃大好之。盖予数年前读《公》、《穀》之时，即好《公》、《穀》也。知康梁之言《公》、《穀》，非能真知圣人改闰变制之理者，徒以国势陵夷，教祸日迫，欲崇之为教主，因取《公羊》以附会之，故每欲与欧洲新理附会。不肖盖无学者，故适成为叶公好龙而已”。[34]
第三，钱玄同刚刚由旧学转向新学，这种转变不是自觉的。如他自己所言：“昔之反对新书为无意识，今之喜读新书亦无意识也，盖有入世想钱之心而读新书，乌克有济。”[35]这种不自觉，也影响了对新知的进一步探索。
第四，钱玄同此时对曾经在戊戌变法中支持康梁变法的光绪皇帝仍有好感，如他后来所回忆：“那时我底尊清思想，实在是因为对于载湉个人有特别之好感。而对于那拉氏，则已经不承认伊是皇太后，而且以为伊是该杀的，伊正是汉之吕后，唐之武后一流人物。盖我彼时之思想，完全受‘保皇论’之支配也。”[36]这一点也反映了戊戌后保皇人士和社会上许多人的普遍心理。
尽管如此，旧思想的堤坝一旦出现缝隙，新思潮的大水势必汹涌而来。虽然钱玄同对新学的认识还很有限，但已迈出了由旧式知识分子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变的第一步。
二
1903年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民族、民主革命进一步发展，革命团体相继建立，革命思想宣传日益加强。在上海，出现一个创办刊物、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热潮。1903年10月，钱玄同结识方青箱。受方青箱影响，钱玄同“始知今年四月被逮之章、邹宗旨确乎不错”，并开始阅读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37]二书对钱玄同产生了重大影响。钱玄同的思想从此发生转折性变化，由尊清走向反满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