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刘师培和张继等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钱玄同是讲习会的积极参加者。在《刘申叔遗书》中，存有三封刘师培给钱玄同的信，其中两封是对钱玄同询问社会主义讲习会和世界语学习的答复。据《钱玄同日记》的记载，当年的9月15日，10月6日，翌年的1月12日，1月26日，2月16日，2月23日，3月8日，3月22日的讲习会活动钱玄同都参加了。关于讲习会和刘师培等人在会中的讲演，钱玄同在日记中多有记载。如钱玄同第一次参加讲习会后在日记中记道：“首由刘光汉演说中国民生问题，述农民之失业及前途之隐忧。次请堺利彦演说，张继翻译，略言社会自有政府富豪而后贵贱日分，贫富日区，今欲平此阶级，宜实行无政府主义至共产主义云。后刘申叔又痛陈立宪之害，言欧、米物质上较我为文明，而政体一切尚以更比我野蛮者，末乃归重无政府。”[12]1908年1月12日日记记载了当日的讲演内容：“日人山川均演说代议政体ト革命，言代议政治之最不堪。”[13]2月23日日记记道：会议“前由申叔述现今上海社会皆以立宪为薮，因前顽固者，今见立宪之手段温和而趋之，前革命者，今以立宪名目之好听，□□（原稿空缺——引者注）之容易，亦退而就之。功利主义之《天演论》几为家弦户颂之教科书。凡编教科书者皆以富强功利等说为主干，故吾侪宜亟以无政府主义之书药其毒云”。“次由汪公权讲非军备主义。”3月8日日记记载了听刘申叔述“无中心互助之学说”，汪公权“演述杜尔斯德《致中国人书》，书甚长，大致言支那人不可弃其农业立国之美德而学欧人之立宪、警察、陆军诸邪说”。3月22日日记钱玄同记道，“宫崎民臧到会演说农业与平民的关系，宫崎氏在日本创土地复权同志会，彼系主张共产主义者，后又演述运动农民之方法。申叔演述法律之害人。太炎言人之恶起于有知识，诚欲尽善，非使人野蛮不办。”[14]
在刘师培等人的影响下，钱玄同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世界大势所趋，已至无政府。”[15]他在与人辩论时说：“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其欺平民同，故即有国而富强，而平民终陷苦境，吾侪今日当为多数平民之革命，不宜为少数人之革命。”[16]
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有《天义报》和《新世纪》两派。钱玄同对在巴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主办的《新世纪》也极为关注。1907年钱玄同阅读了《新世纪》三、四两号，认为其主张“打破阶级社会，破坏一切，固亦大有识见”。[17]10月3日，钱玄同又阅读了《新世纪》第5至8号，“觉其所言破坏一切，颇具卓识”，“于现今黑暗世界中不得谓非一线之光明也”。[18]但比较而言，钱玄同更倾向于《天义》一派。主要原因是，钱玄同与刘师培同主张保存国粹，而《新世纪》对中国文化则持激烈批判态度。钱玄同在阅读到《新世纪》第3、4两号时，在赞扬其打破阶级，破坏一切时，又批评它“中文太浅，历史不知，每有不轨于理之言”。[19]后来他一再表达这一思想。他在阅读了《新世纪》第5至8号后，在日记中又对其有所批评：“以学识太浅，而东方之学尤未所悉，故总有不衷于事实之处，较之《天义》，瞠乎其后矣（此由《天义》中之Liuguanghan（刘光汉——引者注）君诸人中国学问深邃之故）！”。[20]对于吴稚晖和刘师培，钱玄同扬刘而贬吴，申叔“不废旧学，贤于吴朓诸人远矣！”。[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