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钱玄同早年同学于章太炎门下，后来又是《新青年》同人。1926年后，鲁迅因北洋政府的迫害，离开北京，去厦门教书。自此，二人南北一方，来往断绝。境遇不同，思想也逐渐有了较大的差别和分歧。昔日的同学、战友，渐成路人，并互有讥评。如果我们跳出二人间私人感情的纠缠，或超越某种预设的价值判断，则二人晚年关系的变化，就能或多或少地折射出1927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情况和对改造中国文化道路选择的差别。本文使用的二人晚年时间概念，指1926年以后，即鲁迅生命的最后10年，钱玄同生命的最后13年。
一
据钱玄同和鲁迅各自的记载，二人关系的破裂是在1929年5月鲁迅北上探亲时。对此，钱玄同后来回忆道：5月26日，鲁迅经马幼渔介绍到孔德学校去看旧小说，与他相遇。他看到鲁迅的名片还是周树人，因而笑问：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意其不用鲁迅也。鲁迅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鲁迅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指疑古玄同，因为钱玄同当时喜好古法，缀号于名前，朋友往往开玩笑，说他改姓疑古。自从这句话后，鲁迅就不再与钱玄同说话了，钱玄同觉得奇怪，就走了出去。[76]鲁迅对此事当时就有记录，他在当天给许广平的信中说：“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即钱玄同——引者注），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77]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从此二人不相往来。
事情起因看似简单。但就一般情况而言，旧友故地重逢，乃格外欣喜之事，决不会因一二句话不和而致关系破裂。所以，二人不谐必有其因。联系后来鲁迅自己的一些表示，则可看出，鲁迅对钱玄同的不满并不只是因为言不投机，而是二人间有着更深刻的思想上的裂痕。鲁迅在1929年回南后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据我所见，则昔之称为战士者，今以蓄意险仄，或则气息奄奄，甚至举止语言，皆非常庸鄙，与为伍则难堪，与战斗则不得，归根结蒂，令人如陷泥坑中。”[78]在1932年鲁迅再次北上后，又一次在私人信件中表示了对北方学人强烈的不满：“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79]可见，鲁迅最不满的北方学人的思想状况，被他认为是昔日的战士的人，如今完全失去了战斗的精神。结合他在孔德学校对钱玄同的态度，以及他1934年写诗讽刺钱玄同[80]，这一批评显然包括钱玄同在内。如果再进一步分析的话，钱、鲁这种思想上的歧异，则体现了1927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