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的世界语的主张提出后，不仅遭到社会上的反对[89]，也没有得到新文化阵营的首肯。支持钱玄同主张的陈独秀在钱玄同文后的附言中提出了“惟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的疑问。陈独秀主张废汉字，存汉语，“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90]胡适则私下规劝钱玄同说，文字改革的问题，不是简单难得事情，“须有十二分的耐性，十二分的细心，方可望稍稍找得出一个头绪来。若此时想‘抄近路’，无论哪条‘近路’，是世界语，还是英文，不但断断办不到，还恐怕挑起许多无谓之纷争，反把这问题的真相弄糊涂了”。[91]赞同废汉字的鲁迅也认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Esperanto尚在其次。”[92]
钱玄同的世界语主张遭到了失败。1920年以后，钱玄同就放弃了这一主张。
二
新文化运动**过后，复古思潮的回归，给钱玄同以极大的刺激。钱玄同“废汉文汉语的心又起了，明知废汉文容或有希望，而废汉语则不可能的。但我总想去做”。[93]钱玄同在主张实行世界语时，曾反对仅改变汉字的形式以罗马字母拼写而不废汉语的主张，他一度认为中国用罗马字是不可能的，原因是“中国语言文字极不统一，一也；语言之音各处即万有不同，即文字之音亦复分歧多端，二也”。[94]但在世界语主张失败后，钱玄同改变主张，极力倡导罗马字母式的拼音文字。
在1922年《国语月刊》第1期汉字改革号上，钱玄同发表长文《汉字革命》，全面论述汉字改革主张。“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95]钱玄同格外注重通过对汉字进行革命以利于接受西方现代文化，他认为汉字的难写、难记、不利于机器打字，“这些都还不打紧，最糟的便是它和现代世界文化的格不相入”。“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实在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并非西洋人的私产，不过西洋人作了先知先觉罢了。中国人要不甘于‘自外生成’则应该急起直追，研究现代的科学、哲学等等。若要研究‘国学’尤其非懂得科学的方法不行。”“我们要使中国人都受现代世界文化的洗礼，要使现代世界文化之光普照于中国，要使中国人都可以看现代的科学、哲学、文学等等书籍，则非将它们用国语翻译或编述不可。可是一讲到用国语翻译并编述他们，立时三刻就发生一件困难的事，就是学术名词的翻译问题。”“意译不但没有很适当的字，而且还容易发生种种误解。”“音译自然比较的好些。但如‘逻辑’，如‘德谟克拉西’，如‘狄卡耽’，如‘布尔什维克’等等，用了许多联不起来的汉字，真不容易记住；至于读起来的佶屈聱牙，恐怕不下于韩老头儿的读《盘庚》、《大诰》哩。”因此，钱玄同提出，“学术上的名词，老老实实的把原字写进我们的国语中来，才是正办”。“为和世界文化不隔膜计，为补救国语的贫乏计，我以为非无限制的采纳外国的词儿并且直写原文不可。但用此法，则汉字又是一种障碍物。因为被采纳的外国词儿，都是用罗马字母拼成的，和这四四方方的汉字很难融合”，因此，“非将国语改用罗马字母式的字母不可。这便是我主张‘汉字之根本改革的根本改革’的理由”。[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