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变法改制为背景而产生的《新学伪经考》，其结论的科学性受到现代学者的强烈挑战。1929年，钱穆在《燕京学报》上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对康说提出28条驳难。其后钱氏又作《周官著作时代考》，郭沫若作《周官质疑》等，对于《周礼》的作者、著作时代提出新见。这些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对钱玄同也产生了影响。《周礼》为古文学最重要的书籍，亦为历来经学家争辩最激烈的书籍。关于《周礼》的作者，学者间争论激烈，大抵古文学家以为周公所作，今文家则非之，甚至斥为刘歆所伪造。在新的研究成果面前，钱玄同对于康说虽继续坚持，但对新说亦未完全否定，且受到影响。有三条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其一，在《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钱玄同说“读了他这篇文章（指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引者注），可无异于刘歆为王莽更法立制而造《周礼》，伪托周公矣”，但钱玄同又言：“凡好学深思之士，对于《周礼》皆不信其为周公之书。但又有以为系晚周人所作者，如钱穆与郭沫若二氏皆有此说。钱氏撰《周官著作时代考》（载《燕京学报》第十一期），谓以何休所云‘《周官》乃六国阴谋之书’为近情。郭氏撰《周官质疑》（见其所作《金文丛考》中），谓‘《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袭其师‘爵名从周’之意，纂集遗闻佚志参以己见而成一家之言’。我以为从制度上看，云出晚周，并无实据；云刘歆所作，则《王莽传》恰是极有力之凭证；故仍认康氏之论为最确。即使让一步说，承认《周礼》出于晚周，然刘歆利用此书以佐王莽，总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既利用矣，则大加窜改以适合王莽更法立制之用，当时实有此必要。故今之《周礼》，无论是本有此书而遭刘歆之窜改，或本无此书而为刘歆所创作，总之只能认为刘歆的理想改制而不能认为晚周某一学者的理想政制，而若考周代之政治而引用《周礼》为史料，则尤为荒谬矣。”[84]“让一步说”，体现出钱玄同并不完全否认新说，抑或承认新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二，钱玄同在《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中说，“《周礼》亦刘氏所造之书。（或战国时人所著而经刘氏所改作，冒充周公所制之礼。）在此，钱玄同虽仍坚持刘歆伪作，但也将战国人所著一说备存”。[85]其三，1938年3月6日钱玄同日记载：“董□□（字□□）来谈，他要研求《周礼》之官制，看到底是六国阴谋之书之改造呢，还是刘歆特作。我谓此问题几甚难得到明确之答案，但若多将《周礼》的官制考明，则实大有益也。”“甚难得到明确答案”的说法，表明钱玄同对此问题的一个新态度。不过，钱玄同因全面接受了今文家的考证结果，受今文家考证结论影响甚深，而今文家的考证，如梁启超所说，“所谓古文诸经传者，皆有连带关系，真则俱真，伪则俱伪”。[86]因此，在古文经真伪问题上，钱玄同始终没有跳出今文家的思维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