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钱玄同打破家法，但在考证的层面上，则始终服膺近代今文家的结论。在晚年，钱玄同的这一思想仍未改变，他始终认为“古文经为伪书毫无疑义，自刘逢禄而康有为而崔觯甫师次第考明，至今已成定案，正与晋古文《尚书》之为伪书，自梅鷟而阎若璩而惠栋次第考明，至清乾隆年间已成定案一样。”[80]因此，钱玄同晚年对古文经的考辨，基本上接受了近代今文家辨伪考证的成果。他对于集今文家考证之大成的《新学伪经考》予以高度评价，“康氏这书，全用清儒的考证方法，——这考证方法是科学的方法，吾友胡适之（适）先生曾用很精炼的两句话来说明这方法：‘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这书证据之充足，诊断之精核，与顾炎武、阎若璩、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太炎（炳麟）师、王国维诸人的著作相比决无逊色，而其眼光之敏锐尚犹过之，求诸前代，惟宋之郑樵、朱熹，清之姚际恒、崔述，堪与抗衡尔。古文经给他那样层层驳辩，凡来历之离奇，传授之臆测，年代之差舛，处处都显露出伪造的痕迹来了。于是一千九百多年以来学术史上一个大骗局，至此完全破案”。[81]钱玄同晚年所著《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是其讨论经学最长的一篇文字，但他所做的主要是补苴康氏的工作，“还有些地方被康氏忽略了，没有举发出来的，也还有极好的证据为康氏所未注意或未及知的，也有康氏一时粗心或武断，致语有渗漏，论有偏驳，我们应该匡正他的。”[82]在古文经真伪的问题上，钱玄同完全接受了今文家的观点，如他在1937年为刘师培遗书作序时写的那样：“凡所谓古文经典悉为刘氏所造之赝鼎，此意至今犹然，且持之益坚。”[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