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过疑古辨伪运动的打击，传统的儒家经典彻底失去了神圣地位，而转为古史资料的一部分。钱玄同说：“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既是史料，就有审查它的真伪之必要。古文经和今文经的篇章不同，字句不同，多少不同。孰为可信的真史料，孰为不可信的伪史料，岂可漫不考辨而随意的采用或随意的不采用。”[74]这一见解，反映出经在近代历史发展中地位的变化。
研究古史以怀疑为重点，是疑古学派的史观。到20世纪30年代后，钱玄同仍坚持这一史观。他说：“过去的学术界是被‘宗经’的思想支配的……不但过去的学术界是这样，你看，现代新出的书，关于国故方面的材料，除一二种特别的，能根据甲骨刻辞，尊彝铭文，及新发掘得古器物来讲古史外，一般的《中国文学史》不是依然大谈其《五子之歌》吗？一般的中国历史，不是依然谈三皇五帝，谈周公作《周礼》吗？所以，我以为我们现在对于治国故的人们，应该供给他们许多辨伪的材料，而辨伪‘经’的材料比辨伪史、伪子、伪集的材料，尤其应该特别注重。”[75]1931年，钱玄同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一文中说：“咱们现在对于古书，应该多用怀疑的态度去研究它们，断不可无条件的信任它们，认它们为真古书，真事实，真典礼，真制度。与其过而信之也，宁过而疑之，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76]在此后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中，钱玄同进一步论述道：“凡治历史科学，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审查史料的真伪’，简称可曰‘辨伪’。”[77]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学术界对经书真伪问题的讨论，就是由钱玄同等人倡导的。[78]钱玄同晚年考证儒家经典，是站在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把经书作为历史资料的一种进行的。他说：“近儒之主张应该分析经今古文的，或认今文为真而古文为伪，或认古文为优而今文为劣，虽立论相反，然皆以为今古文不同在经说，而文字之差异与篇卷之多少尚在其次。窃谓不然。我以为今古文之不同，最重要的是篇卷之多少，次则文字之差异；至于经说，虽有种种异议，其实是不值得注意的。”[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