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钱玄同一度醉心复古，但受袁世凯复辟的刺激，他感到共和与孔经是绝对不能并存的东西。如果要保全中华民国，惟有将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字“弃如土苴”。如要保全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字，惟有请爱新觉罗溥仪复辟，或请袁世凯称帝。[143]1916年，他致书陈独秀，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后又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等文章，猛烈批判中国文化。其激进态度，在五四时期，少有出其右者。人们一般认为，钱玄同是一个全面的反传统者，但透过其激烈的情绪，全面地考察他的思想，钱玄同当时不仅对儒学没有全盘的否定，对墨家更是极力赞扬。不过，与辛亥时期相比，钱玄同对儒、墨关系的认识有所变化。他的思想，如黎锦熙所说的那样，“逃儒归墨”，他提出，与孔子倡“别上下，定尊卑”不同，庄周、墨翟、宋钘、许行诸人能倡平等学说。他引征夏穗卿的《中国社会之原》的观点，来说明墨家倡导平等的意义，批评儒学在这方面的不足。夏氏认为，使墨子之道而大行于汉晋，则中国当早为共和国。无如其说太帮助百姓，大为君主所恶，而儒教，则经荀卿诸人之发明，处处利便于皇帝。于是，教竟君择，适者生存，儒教上下尊卑之精意，遂为祟为于两千年来之中国。钱玄同赞成这一观点，并认为夏氏所说的“墨蹶儒兴为涿鹿战后一大事”为“精绝之论”。[144]以儒批墨，是五四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现象，从最早在《新青年》著文批判儒家学说的易白沙，到“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都是如此。显然，钱玄同的思想与五四这一时代潮流是一致的。
二
墨家思想对钱玄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一，墨子的“兼爱”思想。《墨子》书中的“兼爱”、“天志”等篇反复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即主张爱无差等，爱无厚薄。这是墨学的基本主张。如刘师培所论，墨子“欲人人兼爱交利，爱人犹己，争竞不生”。这一学说，遭到主张亲亲的儒家的反对，被攻击为“无君、无父”，“失亲疏之别”。刘师培认为儒家的批评“未为当也”。[145]章太炎也提出，“诋其兼爱为无父，则末流之喁言也，有以取讥君子，顾非其本也”。[146]梁启超也将此作为利他主义而加以重视。钱玄同赞成兼爱一说。他在1918年1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闻教育部中人称独秀为无父党，其不曰无君者，因既带共和面具，似不便再说无君是不对了。我想陈独秀果然能如墨子之无父，也就很了不得了。”钱玄同在1923年1月15日的日记中还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二梁，漱溟、启超，说孔家生活最不计较效率，此点贤于墨家与欧洲学人之论。这话我极以为然，这确是孔学最优之点，但‘亲亲而仁民’之说，实不适宜于现代，论学理亦不逮墨家兼爱说的圆满。我们对于前者当从孔，而后者当从墨。”可见，兼爱成为他判断事物和学说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这条史料也反映出钱玄同在批评儒家所倡导的爱有不足之处而主张兼爱时，也并没有完全否定儒家学说的价值。一直到晚年，钱玄同仍持这样的认识。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近思墨子‘筑墙’之喻，兼相爱＝仁，交相利＝义，觉此意极精。人之道德唯一是‘仁’，然博施济众？尧舜犹病。各尽所能以利社会，便以行仁之法，则墨子筑墙之说最精矣。”[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