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玄同在五四时期是一个强烈的西化论者。但为一般论者所不知的是，他在主张西化、批判儒学的同时，却对墨学情有独钟。
墨子（约公元前480-约公元前400年），名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创始的墨家学派在春秋战国时与儒家学派并称为显学。但汉代以后，由于墨学所代表的独立小生产者阶级本身不断向两极分化，由于墨学否认等级差别，主张兼爱，使墨学本身与等级制度处在截然相反的地位，不能为统治阶级所利用，墨学便衰落下来。从汉代到清中叶的两千年中，除了晋代的鲁胜和唐代乐台二人为《墨子》一书作过注释外，没有人研究过这部书，并且此二种注释亦未流传下来。墨学的命运，如俞樾所说，“传诵既少，注释亦稀……阙文错简，无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晓，而墨学尘埋终古矣！”。[133]清乾嘉之际，汉学鼎盛，大开考据之风，由经而史而子，过去被正统儒学视为异端的学说也开始得到整理。乾隆四十一、四十二年间，汪容甫最初治墨学，中经卢抱经、孙渊如、毕秋帆、王石臞、俞荫甫、苏爻山而至光绪十九年孙仲容集各家之说，成《墨子闲诂》。《墨子闲诂》一书在墨学复兴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梁启超说：“盖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134]钱玄同在阅读《墨子闲诂》时也曾感概说，“墨子之书，脱衍错简最多，使非有毕（大约孙氏为之）、王（念孙）、俞诸家释于前，孙氏集大成于后，正不能句读。句读且不能，何论其书之微言缈论哉！”。[135]
子学复兴，打破了儒家一尊的地位，如梁启超所言，“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136]尽管思想解放并不是乾嘉诸子的主观目的，但子学复活客观上却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汪容甫治《墨子》，翁方刚骂他是名教罪人，就是这个缘故。如果说，在乾嘉时代，考据大师研究整理《墨子》还只是为了考证的话，那么，到了晚清，墨子则是思想家用来解放思想、解救时代危机的重要资源了。孙诒让就极力称赞墨子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献身精神和“勇于振世救弊”的笃厚用心。俞樾则称赞墨子是“千古有心之人”，对“春秋战国百余年间时势之变”观察极深，他是为“补弊扶偏”，才撰写《墨子》一书。[137]梁启超“幼而好墨”。[138]，在万木草堂时，他“又好《墨子》，颂说‘兼爱’、‘非攻’诸论”。[139]1904年，梁启超著《子墨子学说》，对墨家的兼爱和实践、利他、非命思想加以阐杨，把墨学作为挽救中国危亡的思想武器，明确提出“今欲救之，厥惟墨学”。[140]他的任公与兼士之名，均来自《墨子》。章太炎著《訄书》，打破儒家一尊思想，列儒墨一章，将儒墨并列；刘师培著《周末学术史序》，使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纵论诸子，直开五四思想解放先河。
钱玄同在1905年就读了章太炎的《訄书》和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1910年又读了梁启超的《子墨子学说》，也研读过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他当时追随章太炎，倡导保存国粹，极端推崇儒家学说，尊信今文经典。受墨学复兴的影响，他将墨学也包括在国粹之内，他在1909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中国宗教家惟墨翟可以当之，敬天明鬼是其明证，但不谈天堂，苦身劳形而无所报，神州即宗教一端，亦高尚乃尔，虽人心不古，其教不昌，然固非西儒所及也。”[141]他提出儒墨兼取的思想，“今日治学，虽不必确宗孔学，然孔氏立教以六艺为本，固与玄言有异。吾谓诚能兼取孔、墨最好了。”[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