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秋天，科南特与格瑞斯·泰勒·理查德小姐(GraceThayerRichard)成为夫妻。科南特的岳父大人正是他的导师，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教授(WilliamRichard)。婚后，科南特的妻子曾不止一次提起在他们订婚后的一次简短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科南特展望了未来，并提出了三个目标：一是要成为美国有机化学领域的领袖；二是成为哈佛的校长；三是成为国家内阁的成员，或许能成为内政部部长。①
1920年订婚后的那次谈话表露了科南特的想法，他并不希望像自己的岳父理查德教授那样成为享誉国际的化学家，他只希望成为美国有机化学家的领导者。他也不想一辈子都从事化学研究，在他的身体中有一个“不安于现状的灵魂”。他希望能够过三种生活，以体验不同的人生。实际上，他觉得“经历三种工作对于一个年轻人的梦想来说是合情理的”。
婚后不久，科南特申请了半年时间的出国访问，并接受了一笔资助。他带着妻子和半岁的儿子到了德国慕尼黑，随后访问了德国的汉堡、法兰克福、哥廷根、柏林、莱比锡、埃尔兰根等城市。科南特此行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使得德国的科学，尤其是在有机化学方面成果如此丰富?他猜想这归功于德国的大学系统。
科南特的猜想在德国得到了诸多方面的证实。通过与年轻人的谈话，科南特了解到德国大学和美国大学之间的巨大差异。第一，在德国每一学科只有一名正教授；第二，年轻的教授从不会在他学习的大学中得到提拔；第三，有一个非官方的但永久性的大学等级体系，柏林、慕尼黑和哥廷根位于体系的顶部，而埃尔兰根位于体系底部。但此时科南特感兴趣的不是本科教育，而是培养研究型的化学家。
科南特还了解到，德国形成了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学术体系。年轻的教授能否提升是由高级教授来决定的，他们会尽量排除个人的观点，给年轻的教授做出高专业标准的评价。通常有抱负的年轻人希望能在本领域的学科带头人那里获得助理的职位。当独立工作的时候，年轻人通常要求在非正式的聚会前做报告。博士论文的撰写十分重要，作为实验室负责人的著名教授会仔细检查博士论文以及答辩过程，以此来确定年轻的研究者是否具有在某一大学任职的能力。尽管理论上所有通过答辩的人是站在同一平台上，然而实际上实验室负责人的评价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未来。科南特看到，教授韦斯特在慕尼黑公共答辩会上对于两名博士答辩人的评价。两者都通过了答辩，一名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而另一名则没有。前者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一份前途极好的学术性工作，而后者进入了工业领域。
科南特的这次德国之行是他一生关注德国大学体系的开始。当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丹尼尔·吉尔曼将德国大学的研究传统引入美国大学的时候，纯科学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割裂十分明显。因此，在美国那些由学院成为大学的学校(包括哈佛),人们通常认为化学教授的责任是促进科学的发展，而并非科学的应用。科南特到德国大学访问之前，他也认为大学等机构的成果是大量学生在全职教授的指导之下完成的。但在德国科南特了解到，除了指导博士生以外，教授还指导那些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并长期追随他们的助理。因此，教授很难对博士生进行指导。比如，韦斯特教授主要时间用来指导助理教授，而对于博士生的指导全由助理教授完成。
科南特认为，德国教授拥有已获得了博士学位的助理是德国有机化学领域多产的重要原因。在美国大学，教授无法获得类似的支持。但这在当时还只是猜想，科南特希望日后能找到机会来验证自己的这一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