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教育学院的财政状况出现了问题，这引起了科南特的注意。多年来，教育学院获得的捐赠非常少，大部分的资金来源于教师们晚上和周末上课获得的社会服务经费。罗威尔校长曾在教育学院蓬勃发展的20世纪20年代指出，教育学院的这些课程是否对于哈佛的研究生院有价值值得探讨。于是在罗威尔的调查之后，对于教育学学士、教育硕士和教育博士的要求提高了，由此导致教育学院和教育研究生院的录取率大幅下降。
科南特认为，在大萧条中，由于看不到经济复苏的迹象，上哈佛大学的金钱和时间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受到了其他学校的挑战。面对这样的情况，科南特对于教育学院院长亨利·福尔摩斯()的建议是关闭教育研究生院。在科南特还在化学系的时候，他听到了许多对于教育学院的强烈不满，他从中西部大学教授那里了解到，如果在他们的培养计划中不包括几门教育学的课程，那么他们的毕业生就不能在公立高中就职。这一保护性的措施是由于教育系教授们的倡议而写入了州的法律中。所有知道这一情况的人通常都公开指责这一做法。然而，不仅是化学系的教师们对教育系的老师们有意见，哈佛许多文理学院的教师对于教育系开设的课程都有敌对意识。当前任校长罗威尔退休的时候就说，他认为他的继任者要完成两件任务，其中一项就是取消教育研究生院。
在同教育学院院长福尔摩斯的第一次会谈中，科南特认为大家可以讨论一下目前教师培训的情况。福尔摩斯院长和蔼可亲，他告诉科南特，教育学院的课程是有价值的。对于州的法律，他没有表示出支持或是反对，只是认为这些法律已经存在，而哈佛改变不了它们。如果州的法律不改变的话，那么哈佛没有上教育学课程的毕业生无法在大多数的州获得中小学教师的工作。
1933年秋到1934年秋，科南特同教育学院的院长讨论了一些初等和中等学校的问题，他逐渐了解到普通高中教师所面对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科南特曾经在他所在的中学罗克斯伯里拉丁学校所未见到的。他们一起讨论了传统理智训练中的一些争论以及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成就和过失。科南特还强调了他在罗克斯伯里拉丁学校看到的民主传统和学生群体的多样性。任何通过入学考试的波士顿居民都可以免费在该校就读。
在这之前不久，科南特曾努力促使建立国家奖学金和大学教授职位(UniversityProfessorships),只有教育学院的未来与这两项计划相距甚远。但福尔摩斯院长看到，科南特希望国家能培养出优秀的公立中学的毕业生。而公立中学学生的质量和大学对于中学教师培养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正是教育学院的教师所关心的问题。①
1933年10月，科南特受芝加哥大学校长的邀请接受了一项荣誉学位。他同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讨论了许多问题，其中谈到教育学院，哈钦斯告诉科南特他在芝加哥大学已经取消了这一学院。之后他又从芝加哥大学教授查尔斯·贾德(CharlesJudd)那里了解到，芝加哥大学的教育学院在改革之前，学生所接受的是学术科目的训练和教育。贾德认为这一安排是错误的，学术领域的指导应该被排除在专门性的(subject-matterdepartment)系外，教育系的教授应该是职业性的教师(statesmeninaprofession)。
次年4月，科南特成立了八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一问题。其中一个委员会有教育学院院长福尔摩斯和斯伯丁教授。此外，文理学院成立了七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有三名成员，代表七个系，并且有文理学院的院长默多克()来统领。如果调查顺利的话，接下来会成立一个更小的委员会负责制订整个计划的细节。科南特认为授予中小学教师硕士学位有两种方式：一是由文理学院来培养，二是教育学院培养。但是学生必须深入学习所教学科的知识，要修够一定数量的文理学院的课程。科南特希望这两种方式能合二为一。这样，文理学院可以教授并考查学生所教学科的知识，教育学院可以传授教学方面的知识并负责教学实践，如此一来，学生可以由文理学院和教育学院的教师联合培养。
到了1935年秋季，两个学院的教师分别投票同意科南特关于成立联合学位的建议，并向学校委员会建议设立新的“教学硕士学位”(MasterofArtsinTeaching),学校委员会于1935年11月通过了该建议，几天后董事会也投票通过。在此过程中，科南特做了大量的游说工作，他向文理学院的一些教师提供了若干职位，以使这些一向对教育学院教师充满敌意的人不对此表示反对。
科南特设立联合学位的理由在于，他认为在哈佛没有必要设立两个相互竞争的培养教师的方式，并且其中由教育学院控制的方式强烈的受到另一方(文理学院)教师的质疑。在成立新学位的过程中，科南特逐渐改变了之前对于教育学的看法，他通过福尔摩斯院长和斯伯丁教授了解到了更多的公立学校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科南特建议的“教学硕士学位”计划得到推广，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许多大学纷纷效仿和发展这个课程计划，很快形成全国性的改革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