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南特在德国期间，与美国教育界一直保持着联络。他在作为高级专员期间曾与美国全国教育协会的秘书长威廉·凯尔(WilliamCarr)交谈，该人也曾是教育政策委员会的秘书长，科南特从他那里了解到许多美国中学的情况。科南特还和当时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Corporation)的新主席约翰·加德纳()保持着联系。加德纳曾告诉科南特，如果他在卸任大使后有任何关于教育方面的计划，卡内基基金会都会表示支持。1955年科南特写信给加德纳说，他或许在1956年离开大使的职务，并且正在寻找以后可能的新任务，他还没有决定他将要做什么,但他对于公立学校依然有着兴趣。他当时思考的是如何将这一兴趣变成实际的方案。
在1956年新年过后，科南特在纽约和加德纳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半开玩笑地对加德纳说，或许他应该退休，然后躺在沙发上回忆过去。 “你很快会因此得病的。”加德纳说。加德纳告诉科南特，卡内基基金会已经准备资助科南特做任何他计划的与教育相关的课题。
在之后的六个月，一件事情使得科南特确定了即将进行的教育调查计划。当他还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伦道夫市的小别墅中享受暑假时，突然接到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的电话，当时科南特还不清楚杜勒斯的用意。杜勒斯开门见山告诉科南特，总统和他希望科南特作为美国大使前往印度，科南特回复说希望考虑一段时间。之后他与妻子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们一致感觉已经对大使生活失去了兴趣。尽管科南特觉得印度大使十分重要，但是印度对他没有吸引力。他虽然与杜勒斯关系很好，但还不至于违背自己意愿去做四年印度大使。之后，科南特便婉言回绝了杜勒斯的邀请，如此一来，科南特也确定自己在1957年1月将告别大使的生涯，他也可以开始制订其他工作的计划了。
实际上，科南特此时还不确定他在接了杜勒斯的电话之后决定去研究美国综合中学的决定是否正确，也不知道他的中学调查计划是否能真正实现，但缺乏对美国中学第一手资料的情况总使他感到担忧。他还记得他在两周前与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弗朗西斯·凯珀尔(FrancisKeppel)在伦道夫市的谈话，科南特认为美国综合中学非常重要。凯珀尔也认可科南特的观点，认为在公立学校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没有什么比公立中等教育的未来更为重要的了。公众对于公立学校有太多负面攻击，但相关部门并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综合中学服务于社会所有青年的观念并没有被美国公众理解。“我十分庆幸凯珀尔院长计划在去加拿大度假的途中停留并与我进行了几小时的谈话，他来得正是时候。”①他们进行完谈话在林间散步时，科南特脑中已形成了计划的基本要点。凯珀尔的认可极大地鼓励了科南特，他们关于调查步骤的交流使科南特坚定了进行教育调查的决心。
在1956年圣诞节期间，科南特见了加德纳。在交谈中，科南特讲述了自己决定的计划，并希望卡内基基金会提供资助。他向加德纳的秘书长提供了一篇很长的备忘录，其中写道：“该计划是关于一项在美国综合中学(初级和高级中学)中对杰出青年的研究。这项研究将由本人及三或四名合作人共同进行。我将会对研究的发现和结论负责。所有的建议都将署我本人的名字，并且本人将对其承担责任。该计划将在两年之内完成，并且出版。计划研究的开始时间是1957年10月1日。”备忘录还包括一些他们对于所访问的中学可能作出的评价。这些中学分布在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一周以后，科南特收到了来自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来信，杜勒斯接受了科南特的辞职，该项决定在3月份科南特返回美国做报告时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