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决定科南特当校长之后，科南特去法国享受了一次放松的暑期旅行，然后访问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他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参加了许多宴会，同多位学者进行了交谈，在访问中他了解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中教师的聘任制度。
著名教育思想家
从英国回到哈佛，科南特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解决哈佛法学院教授间的内部矛盾。矛盾的原因是前任校长罗威尔把所有事情都交给院长罗斯科·庞德(RoscoePound)。而由于他是一位国际著名的学者，学院的教师几乎见不到这位校长。就这件事情，科南特询问了罗威尔关于他和一些专业学院(professionalschool)的情况。①罗威尔也承认自己已经几年都没有在法学院主持过会议了。“或许那是个错误。”罗威尔说，他督促科南特去召开法学院的教师会议。之后的一天，科南特遇到了法学院院长庞德，他询问法学院的教师何时开会，作为校长自己希望能够参加他们的会议。“我们每周三在午餐时间见面。”庞德回答，“但是你很快就会对这样的参与感到厌恶。”事实不幸被庞德言中，当科南特开始参加法学院每周的教师会议后，他立刻感到自己从未遇到过这样一群总是争吵的人。他也怀疑自己的参与是否产生了作用。但在各种争吵中，他至少对这样一群杰出的法律学者有了初步的了解。
科南特很快发现，大学校长参加教师的会议是很好的事情，但是院长对于教师负有实际的责任。通常，校长会委任一些委员会，但是校长不会在没有咨询院长的情况下做这一事情。校长或许有一些影响力，但是实际权力在院长手中。
科南特在第一次的年度报告中写道：“当教师团体较小时，他们可以作为制定制度的机关运作得很好，但当教师的数量超过一百名的时候，他们由于诸多原因使得事情的处理变得困难。”科南特建议：“较大的教师团体应该考虑选举60人组成委员会来进行管理。这一委员会一旦制定了一些规定，那么原则上这一团体的所有教师都应当遵守。”
这一方法是从新英格兰教育政策的实践中借鉴的。从1934年开始，哈佛开始使用这一方法，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同时，也制定出了一些教育政策。但是到了1939年，教师们投票取消了这一方法，因为他们对于一些制定的教育政策有所不满。就这样，科南特的这次尝试最终没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