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1939年，科南特多方筹集资金，改革哈佛招生制度和教师聘任制度，建设各研究生院和图书馆，营造了良好的学校氛围，不仅提高了教师队伍的学术水平，树立了哈佛学术权威，还促使哈佛校园从职工到学生呈现出真正的多样化，显示出世界名牌大学的广泛包容性。1939年起，科南特的外交观点开始转变，由支持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转向干预主义，希望并促使美国反抗德国纳粹的军事侵略。1941年，他被选进教育政策委员会，协助制定教育政策，接触了更广泛的教育家群体，结识了一批著名的教育改革家，为以后从事公立教育研究打下了基础。自此，科南特开始频繁出入白宫，与政界、科技界、军事界的显赫人物接触，并与科学家布什在科学研究办公室和国防研究委员会一起研究原子武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很多哈佛的教授进入军事机构。由于战争，军队大量招募年轻人。1942年初，许多大学出现了特殊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学院。哈佛也开设了至少12门军事类的训练课程，服务于3000名学生。穿着军队制服的年轻人遍布于哈佛校园和河对面的哈佛管理学院研究生院。在1942年到1945年，有几千名官员在哈佛接受培训。
1942年秋，面对这种情况，科南特和文理学院的院长保罗·巴克()开始考虑哈佛文理学院的老师应当扮演的角色。面对急剧扩张的本科生，那些未卷入战争事务的教师是否会觉得自己被隔离了?他们开始筹划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希望那些不参与政府工作的教授与文理学院的教师能在本科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巴克答应做主席。1943年春，一个12人的委员会成立了，该委员会致力于书写“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目标”报告书。考虑到普通教育涉及大学和中学课程，必须听取教育学教授的意见，科南特期望他们能与文理学院的教师通力合作，在委员会成员中，任命了两位教育学教授，其余都是文理学院的教师。科南特希望他们描述一个战后的教育计划。普通教育的目标既包括本科层次，也包括研究生层次。科南特为该委员会提供了6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希望委员会的报告能对整个学术界有益。
尽管科南特和巴克希望这一文献能够描述整个美国教育界的情况，但是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哈佛学院一直存在的问题。当时在哈佛，罗威尔已于1910年废除了艾略特的自由选修制，代之以分散集中制。但哪些课程是本科毕业生该掌握的?这一问题一直处于争论中。通常人们认为，哈佛本科毕业生应当专长于本专业领域，并对其他某些领域有所涉猎，但该涉猎哪些领域?这些领域又该学习到什么程度?哈佛经过了20多年的实践，对这两个问题也始终未得到满意的答案。
科南特此时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所谓的普通教育绝不是许多人想象的一些概览性的、肤浅的课程。概览性课程虽然开阔了学生对许多领域知识的视野，但在学生中并不十分受欢迎。哈佛教师也没有人支持概览性课程，科南特也不打算采用。1939年，哈佛学生会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报告，强烈批评当时哈佛对于本科学位的要求。报告作者认为集中和分散规定未能保证本科生获得“对主要知识领域明智和广阔的视野”,并且建议开设五门导论课程，这五门课程中，两门是自然科学课程，两门是人文学科课程，一门是社会科学课程，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学习。
科南特对于学生会委员会的这个报告很重视，但是认为当时学校还未制定出具体的改革措施，科南特和文理学院院长成立了指导委员会(CommitteeonInstruction)来研究此问题。科南特在1941～1942学年的报告中向指导委员会建议，希望他们考虑“每一代人的大多数，而不是进入哈佛学院的少数人”的普通教育。科南特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