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不止一次地让我想起我们订婚后的一次谈话。在谈话中，我憧憬了未来，我说我有三个目标。第一是要成为美国有机化学领域中的领导者，之后希望成为哈佛的校长，再之后是成为内阁成员，或许是内政部长……我希望能够过三种生活，以体验到多种的兴奋。”①
“当我还是一名化学家时，如果有人告诉我，我以后将会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考察美国公立中学，我会认为这个人发了狂。当时我对中等教育没有兴趣，也从来没有希望去发展任何这方面的兴趣。我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头一两年内，也抱有类似的看法。只是在斯伯丁让我看到美国中等教育的一些问题后，我才认为，或许有一天，我可能会投入所有的时间去研究中等学校的问题胜过研究学院和大学。”②——科南特
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JamesBryantConant,1893-1978)是美国杰出的化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曾任哈佛大学校长、驻德国大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科学技术规划的领导者。1978年2月11日卒于新罕布什尔的汉诺威(Hanover),终年84岁。
科南特的大半生如他的化学反应一样，按照他设计的公式如期进行。1919年他开始在哈佛任教，1931年成为哈佛化学系的主任，被同事誉为科学天才，1933年被众人推选为哈佛大学的校长，执掌哈佛20年。他任校长期间兼任美国政界、科技界、教育界许多重要职务，参与了原子弹的设计制造工作，协助设计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担任过研究委员会主席，参与制定了美国的科技政策。1953年，他接受艾森豪威尔的任命，任驻德国波恩高级外交官，开始正式进入政坛，之后又担任驻德国西柏林大使直到1957年。卸任大使后，在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Founda-tion)的领导下，指导美国中等教育的研究工作，十年间，他组织调查了美国数百所中学、大学和学院，写出了一系列教育报告，提出了许多具体而切合实际的改革建议。他一生中从事了多种职业，而且每个时期的表现都极为优异。
在化学研究方面，科南特编著或合著了五部化学教科书，在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论文。他同人合作的氯化钾和氯化烷烃反应的定量研究，成为SN2反应的标准例子；他和赛尔(Fieser)提供了许多有关酮的还原电位的定量方面的信息，发展了分类研究法，并在之后的试验中得到了验证；他和同事在1923年首次指出：氧化血红蛋白含有二价铁，而间位血红蛋白的弥补基是一种三价铁的化合物，在这种化合物中并没有同铁相结合的氧；他同布里奇曼()的合作，共同发现了烯烃和醛类在特定压力下的一些新的聚合作用；几年以后，他出任哈佛大学校长，通过同黑斯廷斯()和科斯特阿科沃斯基()的合作，首次促进了运用放射性元素使碳化合物示踪的研究。①由于他在有机化学方面的杰出贡献，他获得了诸多美国最佳有机化学家奖项：美国化学协会的尼科勒斯奖(NicholsMedal)、哥伦比亚大学钱德勒奖(ChandlerMedal)以及其他美国科学学术团体的奖项。
在任哈佛校长期间，科南特大力提高哈佛的科研水平，制定了非升即走的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五年以后，助理教授或是离开大学，或是升到新的学术职位。他制订任职期限的计划，规定一般的退休年龄和每个系发展的规模原则。确立了哈佛大学学术队伍的新陈代谢和优胜劣汰的规则。科南特还创立了学生奖学金制，使哈佛吸引并造就出高水平的毕业生，而不论其经济地位如何。科南特上任之前的26年里，哈佛只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在科南特在任的20年里出现了5位。近一百年来，哈佛教师中，获诺贝尔奖的共有32位，其中，在科南特任校长之后的60年中，获奖者达29位。可见他对哈佛大学发展的作用和功绩。
1953年，科南特在任高级外交官期间，他要处理美国和苏联、英国、法国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他深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的认同。1955年到1956年，科南特被艾森豪威尔再次任命为驻德国西柏林大使，负责西德的军备和北大西洋公约军事力量的加强，由于科南特表现出色，之后艾森豪威尔还希望他出任印度大使。
1957年，科南特已年近65岁，由于各种原因，他婉言谢绝了大使职务，之后参与卡内基基金会，开始研究和指导美国中等教育。1957年2月到1958年10月，科南特对美国的中学展开大规模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发表了《今日美国中学》报告书，提出了著名的改革公立中学的21条建议，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科南特尤其赞同综合中学的理想模式，并根据综合中学的规模合并学区，以实施具体的改革建议。科南特的调查报告为改革指明了方向，给那些立志改革公立教育事业的人们提供了行动指南。之后，科南特又专门针对人口稠密的几个大都市地区进行考察，比较了市中心贫民窟学校与富裕市郊的学校，1961年9月完成研究，发表了《贫民窟与市郊》一书，提出了相对温和的改进两大区域学校的建议。1963年，科南特发表了《美国教师教育》报告书，提出了著名的改进公立教师教育的27条建议，成为指导当时美国教师教育改革的新方案。1967年，科南特再次对综合中学进行调查，考察改革建议的实施情况，撰写了《综合中学：给热心公民的第二个报告》。除对中等学校教育以及教师教育的研究，作为美国教育的政治评论家，科南特尤其关注教育政策的制定。1964年，他根据对现实的考察出版了《美国教育政策的制定》一书。在美国的教育界他被公认为“对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公共教育无可置疑地产生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的影响”的教育家。
从哈佛教师到哈佛校长，从外交官到公立教育改革家，虽然职业不同，但他始终热爱民主和自由，相信科学的力量。在教育生涯中，他崇尚学术强校，学术强国，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人才的培养，大力促进哈佛的科学研究，为哈佛广泛招揽大量的优秀学生和老师，重视学生文理科目的学习，大力促进在中学、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实施高质量的普通教育，并专门对美国中学和大学进行了约十年的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研究，撰写了约10本关于教育的著作。
科南特对于教育的关注经常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希望通过学校的力量来促进国家民主和科学的进步。这不禁让人联想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主张以教育拯救中国社会的教育救国论，黄炎培、陶行知主张从教育入手，以教育来改造人，拯救国家。20世纪早期，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之后的五四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想以这两者来使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从那时起，中国人民为此已奋斗了好几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