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我在各种场合[33]都强调对罗马共同法律体系的重新理解可以从根本上受到来自西欧地区以外的法域的推动。背景及其所处地位的多样性，以及从这些地位中所得到的内容有助于拓宽法学家的视野，提高其看待问题并为实现“平等的自由”得出正确解决方案的能力。
（1）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原则及其中时而出现的单边主义。
在对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提出的国际商事合同原则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倾听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例如，该原则确定了缔结国际商事合同的合同双方都不得违反客观诚信原则。但在拉美国家我却发现了在南北国家之间的国际商事合同中存在不对称的问题，这一问题拉美国家的同仁也有所察觉。[34]这种不对称主要与技术转让、货币等问题相关。我曾指出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完整理解可以通过允许对合同内容进行必要调整来对债务内容的确定产生影响。1998年在于北京举办的有关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原则的会议上笔者特别强调了缔约过程中信息披露的重要性，例如卖方应当披露其已经掌握的有关设备技术开发的信息。[35]笔者的这些观点已经提交给了国际司法协会下设的一个由西欧和美国法学家组成的委员会，但并未被采纳。笔者认为这种单边主义的存在会阻碍我们探寻更好和更公正的法律。
（2）关于国际债务的原则以及在联合国系统内对更好法律的研究的失败。推进研究以及对原则进行编纂的必要性。与拉美国家和北非国家的同仁进行交流、对话的经历非常宝贵，特别是在研究国际债务问题以及其应当遵循的原则上。
有人说在20世纪下半叶国际债务已经形成了新殖民主义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是债权人获得了不正当的利益；另一方面则使债务人处于从属地位。这种债务在缔结时就存在不当之处，而对法律的错误解释则是危机的主要原因和导火索，这主要体现在尽管货币价值始终在变化，但债务关系的参照货币却是始终不变的。[36]一些源于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学术交流的不同解释[37]已经不仅在学界，而且还在一些重要的代表机关中得到了赞同，这些机关包括拉丁美洲议会、欧洲——拉丁美洲议会大会、意大利议会[38]等，但联合国系统却阻止要求国际法庭对一些应当用来调整这些债务的原则进行承认和宣告。
债务人的从属地位是明显违背法律的。在拉丁美洲议会的赞助下，目前的研究活动已经不限于单个学者对原则进行解释，一个工作小组已经着手制定一部拉丁美洲债务关系法典草案。人们已经认识到如果能将这些原则以某种明确的方式固定下来，对债务关系的调整就会有所不同，此外，即使我们不能改变那些调整公民之间的日常交易及国际关系的法律，通过它我们也可以以工业化国家以外的人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这些人不能从自己国家的法律中为他们自己或他们国家所遭受的损害找到适当的保护。当然，这一草案是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提出的，里面不包含任何从属性的内容。
4.罗马法律体系掌握在人民和法学家的手中
“金砖五国”的不同观点可以丰富有关平等的自由的观点，而这些国家的联合与发展也为所有国家提供了可能及有益的改善。
今天，罗马法律体系已经失去了政治及制度上的支撑，而在其存在的最后阶段，它的这些支撑也是非常软弱的。它已经不具有像古罗马的裁判官或罗马帝国时期的法院一样的可使其发生效力的司法机关，从16世纪中叶起，它的存在又通过德国的“最高法院”延续了两个多世纪。
罗马法作为一种法律体系，只存在于人民和法学家的手中：对于前者而言，他们在制定法律时受到了该法系一些基本原则的启发；对于后者而言，他们的学科及其产生的分支具有连贯性和可验证性，通过运用这一法系中所包含的一般原则，他们可以以其能力和权威为法律的发展提供支持。
这一法律体系本身就包含着研究问题和制定法律的多种观点。这样，中国、拉美国家、俄罗斯和南非就可以发展其独特的、不同于西欧大陆的法律视角，这些视角是非常重要的。集合在“金砖五国”之内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其中有些国家的古代文明曾一度非常繁盛。现在，这些国家的工业充满活力，同时它们也认识到了工业化本身存在的一些内在的深刻矛盾。然而，它们也不会忍受上文提到的债务的敲诈。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为罗马法律体系提出了新的内容，其中包括“对于各民族而言，不同体系间的和谐以及彼此间的和平应当通过广义的平等的自由、有尊严地生活、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合理安排私人生活等来实现”。
